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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我們民間司改會網站贊助取消訂閱電子報                         2008年6月29日 第398期
     
 

司改心語
司法改革何去何從?
民間司改會執行長 林峰正律師

在馬英九總統上任之初,論者或謂新政府團隊應把握最初的黃金百日,若未能在短期間內形塑新政府的形象,有效地面對問題,恐怕也很難在未來四年的任期內取得民眾的信賴,進而解決當前台灣所面臨的盤局。

言猶在耳。新政府執政不過滿月,卻早已因為油價上調間接肇致物價全面上漲,經濟馬上好的期待頓成泡影。繼而又爆出官員們的綠卡問題,讓行政院引火上身救火不及。再加上突出其來的釣魚台撞船事件,引發台日關係劇變,外交系統的應變能力備受質疑。執政百日仍有一段距離,媒體所公布的民調數字,其下降的幅度及速度卻已發出明確的警訊。

上任9個月,司法改革時程表何在?

三個月前以大幅度超前票數勝選,挾著超高民意支持度風光上任的執政黨,竟在短短幾十天內跌落雲端,其主要的理由便是全民的嚴格監督。定期改選的行政團隊如此,這是民主制度的當然結果。反觀我們的司法部門,司法院賴英照院長在2007年10月1日上任,距今已有將近9個月的時間,我們卻仍未聽聞其公開向社會大眾宣示,由其所主持的司法院,到底要如何引領司法改革的方向,具體的步驟及時程又是如何?

我們也知道,談改革不必然一定要敲鑼打鼓,如果能夠一步一腳印,逐步累積改革的成果,滴水穿石未必不能成其大。只是司法院目前所具體提出的一些法案修正方向,讓我們實在沒有樂觀的理由。

試舉幾例以明之。司法院委由立法委員所提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出發點完全是為了減輕法官工作負擔,其中涉及影響人民訴訟權益遭致外界批評的部分卻僅輕描淡寫低調以對,此是其一。

又如擬讓司法事務官(類似法官助理)擴權的法院組織法修正案,其出發點也不過是希望能多分擔一些法官的工作,可是對於擴大司法事務官工作內容後可能會侵及法官應親自處理的開庭、勘驗證物等審判核心工作竟似無關緊要。

再如為配合大法官會議釋字五三○號解釋要求司法院審判機關化的司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也僅止於將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等三個終審機關併入司法院而已,至於另應減少部分終審法官人數的「人事金字塔」(即愈上級法院法官人數愈少)要求竟刻意忽略。

司法改革,以民為先

賴院長的任期不過短短四年,對於國家百年大計的司法制度改造,客觀上本難要求太多,不過若能有清楚的願景,明確的時間表,似乎不難有所突破。也許賴院長早已成竹在胸,未來將會循序漸進推動改革,朝建立人民值得信賴的司法之終極目標穩步前進。

但以外界目前得知的上述舉措,讓人不得不憂慮司法改革的方向及步驟是否僅止於照顧法官的需求,對於攸關人民權益的改革舉措(如可以淘汰不適任法官的法官法,繼續精進人權保障的刑事訴訟法)總難排入施政的優先順位。

在台灣,監督行政團隊早已成為全民運動,新政府上台的民調數字變化足以說明一切。我們所要提醒的是,司法施政可以自外於民意的監督嗎?如果行政團隊執政滿月即引來沒有準備好的譏評,那麼我們又該如何評價已上任九個月的司法團隊呢?


延伸閱讀連結
給司法院新任院長提名人賴英照大法官的公開信(2007.9.6)
● 刑事訴訟修法 為官?為民?
● 刑訴修法 人權優先
● 司法為民的黃昏

● 嚴厲譴責野蠻、沒有人權及法治觀念的調查局


司改評論
弱勢律師如何保障被告權益?

民間司改會執行長 林峰正律師

2008621日,自由時報頭版報導:「看筆錄起衝突,律師告調查員施暴」。斗大的標題,不但闡述著我國刑事人權保障的重大挫敗,施暴者更羞辱了全國律師於偵查中為當事人在場辯護的「尊嚴」!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筆錄應向「受訊問人」朗讀或令其閱覽,詢以記載有無錯誤;「受訊問人」請求將記載增、刪、變更者,應將其陳述附記於筆錄。基於訴訟上代理權之故,辯護人自得代被告為朗讀、閱覽或請求更正筆錄等訴訟上行為,然而,實務上當被告請求辯護人代為確認筆錄記載內容時,卻屢遭訊問人以「法無明文」拒絕,等於是雖然讓你請了專業的律師,但卻限制他不能立即為你提供專業意見,如此一來,所謂妥善保障被告訴訟權益之可能根本是空談。

而問題絕對不只是律師能否看筆錄這件事而已!

本案中暴露出調查局對於律師偵查中辯護權的違法剝奪,直接造成刑事人權的侵害,早已經不只是「新聞」,更非「單一個案」了。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四五條第二項規定,辯護人得於檢警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依其文義,應無任何時空之限制,惟檢警調等機關於踐行上開規定時,卻常以各種方式「阻擾」律師在場,舉例而言:以玻璃隔絕辯護人與被告,並要求辯護人於無法聽聞訊問內容之處目視被告,或者使辯護人觀看無聲閉路電視等,這樣的「在場」難道是刑事訴訟法立法目的所稱的「在場」嗎?律師為何不能坐在當事人身旁?為何不能立即給予當事人意見及協助?為何不能隨時對不正訊問表示異議?

律師的在場若僅是防止刑求,不如找個成年人陪同即可達到相同效果;在場不只是見證,而更應強而有力、有效積極地為人民抵抗來自國家
不法力量的作為,現行實務對於律師偵查中的辯護權多所限制,若連律師在偵查中都沒有為當事人爭執的「尊嚴」,又該如何強而有力地主張被告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呢?

本案若經查屬實,調查局應立即為此種暴力行為公開道歉,並保證絕不再犯。另就現行刑事訴訟法中關於偵查中被告辯護權之強化問題,法務部與立法者怎能視而不見?唯有立即提案修法,否則,苦難的終究還是弱勢的人民啊!


法治教育
淺談校園人權的實然與應然(六)
從「一隻鞋」說起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副研究員 李建良教授

救濟

關於校園人權問題的救濟管道,可以分為行政爭訟與國家賠償二種途徑。

一、行政爭訟

早期因囿於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學生權利受到侵害,並無行政爭訟救濟管道。1995年6月23日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謂:「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

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自此打開學生行政救濟管道之門。由於大法官於解釋中揭示:「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故「申訴」途徑目前於實務上係進入行政爭訟程序的前置程序。

關於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國中小)之學生申訴,目前尚乏直接之法源基礎,唯一可資引據者,乃教育基本法第十五條:「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學生學習遭受學校或教育主管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法令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

目前各地方政府就國中小訂有學生申訴制度者,有台北市、高雄市及部分縣(市),其中台北市的規範是《台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申訴處理要點》(以下簡稱台北市國中小申訴要點),其依據為教育部於1997年7月16日所令頒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二十七條。惟如前所述,教育部為配合教師法的修正,已將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廢止,故台北市前開要點的依據已失所附麗,允宜將依據修正為教育基本法第十五條,以符現制。茲簡要說明台北市的國中小學生申訴制度如下:

(一)申訴事項:學生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對於學校行政單位或教師有關學生個人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其權益受損者(台北市國中小申訴要點第二條)。

(二)申訴組織:學校應設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評會),置委員五至十五人,由校長聘任學校行政人員(一至三人)、教師會代表或教師代表(一至三人)、家長會代表(一至三人)、校外之教育、心理、法律、政治等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一至三人)以及學生代表(一至三人)組成(台北市國中小申訴要點第三條第一項)。

校應設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評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由校長遴聘學校行政人員、教師會代表、教師代表(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及導師代表不得少於其他行政人員代表)、家長會代表組織之(高雄市國中小申訴要點第三點)。

(三)申訴程序:
1.申訴之提起,應於管教或輔導措施之次日三十日內以書面向申評會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台北市國中小申訴要點第四條)。

2.申訴得由學生或其父母或監護人提起,但申訴人為學生本人時,應經父母或監護人在申訴書上簽名蓋章(台北市國中小申訴要點第六條第一款)。

3.申評會會議之舉行以不公開為原則,必要時,得通知相關人員到會說明。(台北市國中小申訴要點第八條)。

4.申評會應於收到申訴書起十五日內(例假日除外)召開會議,並應於會後三十日內(例假日除外)作成評議決定書(台北市國中小申訴要點第五條)。

5.申評會開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評議書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台北市國中小申訴要點第九條)。

6.不服申訴之評議決定者,得於接到評議書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申評會提出再申訴,其程序同申訴。

(四)申訴決定的效力:申評會作成之評議,經送達於校長後,應於三日內核定。原處分單位或教師認為評議書有牴觸法令或窒礙難行者,應於收達後五日內向申評會申請再議,但以一次為限。評議確定後,應確實執行(台北市國中小申訴要點第十條)。

綜觀學生申訴規定,學生得提起申訴的事項,並非以「退學或類此處分」為限,而包含其他學校的各項措施。由於國中小部分並無退學的問題,若依前開大法官解釋的意旨,自無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的餘地。惟於茲值得討論者,乃所謂「退學之類似處分」為何?其次,退學或類此處分「以外」之申訴案件能否提起行政訴訟?

按所謂「退學之類此處分」,若依大法官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之背景,主要是指「開除學籍」,蓋大法官於該釋憲案所處理之案件,係涉及大學生退學之問題,而大法官所提出之判斷準據為「足以改變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惟各級學生並非均有退學,乃至於改變學生身分之問題,則得提起訴願之標的,是否應作適度之擴大,例如仿照公務員之情形,以對公務員之權利有重大影響為判準,即非無考量之餘地。

查教育部所發布之《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第十條規定:對於輔導轉學、休學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應於該申訴評議決定書,附記如不服本申訴決定,得於申訴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法向本部提出訴願」,由此可知,有關「輔導轉學、休學」之處分,雖未改變學生之身分,但屬對學生受教權利有重大之影響,已容許其提起訴願,即為例證。

關於退學或類此處分「以外」之申訴案件能否提起行政訴訟一節,依照大法官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之意旨,其顯將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之對象侷限在「退學或類此處分」,則類此處分以外之決定或措施,似無受司法救濟之可能。實則,解讀大法官解釋必須關照到其案例事實與法制背景。

如上所陳,大法官於本釋憲案所處理之案件,係涉及大學生退學之問題,故大法官僅就退學表達法律見解,自屬當然。其次,大法官作成本號解釋之時,行政訴訟法尚未修正,當時僅「行政處分」始為行政訴訟之程序標的。循此,大法官本號解釋之意旨,僅能用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存在,而不能謂非屬行政處分之決定或措施,皆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值茲行政訴訟法已全盤翻新之際,得提起行政訴訟之範圍,已不限於行政處分,且訴訟種類也已大異於往昔,除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外,尚有給付訴訟及確認訴訟。於此法制基礎下,學生申訴案件雖不得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但非謂其全無受司法救濟之可能。

查各校學申訴之規定,得提起申訴之案件,均以主張學生「權益受到侵害」為前提,則系爭案件若確屬涉及學生之權益事項,系爭決定或措施雖不具行政處分之性質,仍有直接提起行政訴訟之可能。例如依行政訴訟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教師停止違法的管教措施,或除去因違法管教措施所生的結果。

立法院觀察
刑事人權法案推動聯盟反對忽視人民權益的刑事訴訟法修正


(2008年6月2
9日)
6
25日早上9時,國民黨立法委員吳清池為司法院提案修正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進行審議。

此次修法,司法院共提出三個條文,其中有關簡化提示證據程序的條文已於六月初完成一讀程序,剩下兩個條文分別是簡化判決書的第3101條及限制第二審調查證據範圍的第3661條,企圖在未舉行公聽會之情形下,強行闖關通過。對此,刑事人權法案推動聯盟表示堅決反對,理由是:

一、司法院希望將有罪判決書簡化的門檻由現行的判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提高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若以2006年司法院統計年報的數據來看,意味著若修法通過,往後有「95%的判決書可以不必寫認定被告有罪的理由」,若將門檻調整為一年以下,也有90%的高比例,如以現在的門檻計算,也已經有高達73%的案件可以做這樣的處理。有罪判決書的簡化至此程度,日後無罪推定原則在實務操作上,恐將掏空殆盡,此條文之通過,將使本屆立院成為歷史罪人。

二、司法院希望限縮第二審調查證據的範圍,往後若修法通過,第二審原則上將不能調查曾在第一審調查過的證據。如此一來,因對於第一審法官調查證據不服而上訴的被告,在上訴後將得不到再次調查的機會。


立法院審議應重視學者與民間團體意見

在第一時間內表達強烈的反對意見後,聯盟成員也積極拜會國民黨團,呼籲重視人民的權益。25日委員會審議最後決定交付黨團協商。

刑事人權法案推動聯盟也決定於6月30日上午假台北律師公會舉行「刑事訴訟法第165-2條、第310-1條、第366-1條修法座談會」,邀請司法院及學者代表、律師團體參加,讓民間與官方交流意見,作為立法院審議之參考。

主辦單位:台北律師公會、台灣本土法學雜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日期:2008年6月30日(星期一)上午09:00-12:00
地點:台北律師公會第一會議室(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7號9樓)

 

關於民間版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的總說明,以及條文比較,請點選以下連結下載PDF格式檔案:
 

● 民間版刑事訴訟法立法總說明(PDF格式 31.1KB)

● 民間版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比較(PDF格式56.2KB)


司改會近期活動
民間慶祝警察節表揚大會  讓優劣警察姓名不再是秘密

6月15日是一年一度警察節,警政署歷年來表揚許多優秀員警,而民間也舉辦一場「慶祝警察節表揚大會」,讓我們的好警察能受到人民表揚,壞警察也能受到民眾監督。警察改革聯盟、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智障者家長總會與立法委員陳節如國會辦公室於於6月14日在台北車站南二門前廣場一同舉辦「97年度慶祝警察節表揚大會」,以行動劇及頒獎活動的方式,訴求警察識別透明化,讓好警察與壞警察姓名不再是秘密。

警察改革聯盟召集人暨民間司改會常務執行委員馬在勤律師表示,警察人員執法長久以來給予民眾不透明的觀感,尤其遇到警察執行職務時發覺其服務態度不佳、甚至有違法亂紀的情事,因無法辨識員警之特徵,沒辦法於第一時間對於不肖員警提出申訴、予以監督,而民眾對於表現績優之員警同樣會因為無法知悉員警之姓名而向其所屬單位表達致謝或嘉許之意。

我國員警於執法過程中因缺乏個人識別特徵,造成少數員警的不當行為,使得全體警察遭受到污名化,因此警察的執法透明度越高,民眾的信賴感自然就會相對提升,優秀警察也會願意續留警界為民服務。

民眾認為制服警察執勤時姓名編號應在胸口明顯位置

馬在勤律師說,執法透明可分為執法人員透明及執法過程透明二部分,而執法人員透明是指警察人員之個人識別標誌。

民間司改會曾經做過警察連結度及執法透明度民意調查,高達八成之民眾認為制服警察執行勤務時,將其姓名、編號繡在胸口明顯位置是重要的,參考歐、美世界各國之警察制服亦均有相同之規定,因此警政署應尊重人民意志及順應國際潮流,讓員警制服能繡上姓名以及永久識別編號,以提高人民對警察的信賴感,更有助於警察素質的提升。

立法委員陳節如委員國會辦公室主任暨智障者家長總會副秘書長孫一信提到,立法院第6屆第4會期審查9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已通過主決議要求警政署「自96年度起,要求制服員警之警察制服於胸前明顯標示該員識別編號、姓名,於1年內完成。」

然而,警政署無視立法院的決議,迄今仍無執行,僅強調目前員警袖子繡有臂章與編號足供辨識,但實際上員警臂章上的標號極小,民眾難以看到。因此對於警政署拖延執行立法院決議的問題,將向監察院檢舉,要求警政署立即落實。

日日春互助關懷協會代表廣島以良子表示,在協會中所輔導的性工作者在碰到便衣員警執法時,常恐懼於不知道值勤的員警身份,更無法確認是否為真正的員警,因此造成許多衝突及侵害人權的情況發生。如果警察識別能透明化,能幫助弱勢族群易於辨識身份,在需要諮詢協助或是申訴不當執法時,能有效的反應意見。


司改活動
引導案件實體真實的發現:刑事鑑定
民間司改會檔案追蹤小組 陳欣怡律師

石台平法醫一直是我相當敬重的法醫,從我還是唸自然組的高三生,到現在成為律師,算算認識也快十年了。我一向對於法醫實務相當有興趣,而石法醫總是非常親切且不厭其煩地,給予我許多指導。

這次石法醫在司法改革基金會的演講,題目是「刑事實務中的法醫鑑定」,兩個小時的課程,獲益很多,學會了在死亡車禍中,如何判定駕駛者或乘客,也能理解法醫對於車禍事故,判定有無過失之邏輯推衍過程,更深刻體認到,車禍鑑定在實務上操作之陋習與疏忽,此乃發現真實之嚴重阻礙。許多人,包括法官和檢察官,渴望在第一線之警察與鑑識人員能夠貼近事實的真相,但往往事實的真相,就在這樣的陋習與疏忽之下,注定石沉大海。

當演講結束,很多人踴躍地發問,一問一答中似有難以交流的對話,其實這只是不同專業領域者看待同樣一件事情,所呈現不同的邏輯思考,在我看來,是正常也很有趣的現象。

法醫,即刑事程序之鑑定人,而鑑定人在刑事程序的定位與功能,倘不能確實釐清,便會產生無法理解彼此對話的情形。按刑事鑑定事項,是事實部份,並非法律判斷。

而車禍鑑定報告,鑑定事項是車禍怎麼發生的,即肇事因素、因果關係,最後得出「有無過失」之結論,但鑑定報告的「過失」,事實上並不等於刑法第14條的「過失」,構成刑法過失的要件係違反注意義務、具有期待可能性,而將此醫學、刑事鑑識邏輯轉換成法律邏輯,是從事法律實務者的工作。

就此,一個好的刑事判決,是引述鑑定報告之內容後,再以鑑定報告所證明之事實,以法律的邏輯,套用在法定構成要件上,最後得出是否該當犯罪之結論。亦即,能夠描述出「從鑑定人邏輯轉換成法律人之邏輯」,才能明確界定出事實與法律適用之差異,也正是鑑定人與法官之差異。

從事法律實務者,若要養成轉換邏輯思考的能力,首要第一步,必須能充分且正確地理解鑑定人的邏輯推衍過程,而透過司法改革基金會本次安排的研習課程,邀請石法醫分享其從事鑑定工作的知識與經驗,即能提升這樣的能力。第二步,亦須確實了解鑑定之本質,係在協助法院釐清事實,把握鑑定不能越及法律專業之原則,因此,對鑑定人提出有關鑑定證據適格、或法律適用之問題,基本上即是要求鑑定人回答其專業以外之領域,而那個法學領域,反而是從事法律實務者應該要去回答的問題。

刑事鑑定,乃刑事案件中,具有關鍵性甚至是決定性的證據,引導案件實體真實的發現,卻也有可能成為冤罪誤判之主因,故在倚賴鑑定人專業之外,對於鑑定報告,須保持著戒慎恐懼,以確保鑑定的中立與客觀。

刑事鑑定的範圍相當廣闊,不同的鑑定事項,就是另一門的專業,單車禍鑑定本身,當中的學問就非常深奧,尚且還有死因鑑定、文書鑑定、槍砲彈藥鑑定、DNA鑑定等,倘若有更多人關注與研究刑事鑑定之內涵,提升鑑定品質,對於刑事訴訟程序即有正向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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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改觀察
家暴法10週年,司法與時俱進了嗎?

「鄧如雯殺夫案」對許多人來說或許早已遺忘了這個「名字」跟「舊聞」,這不是小說裡的情節,而是真實發生在1993年,撼動台灣社會的刑案。鄧如雯因為遭受長期的家庭暴力而殺害了丈夫,當時此案不僅受到社會矚目,更有許多婦女人權團體的聲援,也由於這件「個案」,促使「家庭暴力」這個一向在華人社會中被視為私領域的事情,頓時浮上檯面成為「公共」的議題,進而促進了亞洲第一部家庭暴力防治法在1998年的誕生。

另一件近年來受到矚目的刑案,中國配偶趙岩冰殺夫案,則在歷時兩年多的司法訴訟後,於今年
624日當天二審宣判,並維持一審原判:以「正當防衛過當」理由減輕趙岩冰刑期為一年六個月。巧合的是,判決當天適逢家庭暴力防治通過10週年的日子。

對於已經實施超過
10週年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來說,這項司法判決具有其重要的意義,亦即高院對於地院一審以受暴婦女「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作為審判考量是抱持認同立場的。這是台灣司法史上,首次引用「受虐婦女經驗」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作為判決依據,也是台灣司法改革在性別意識上的重要進程。

雖然趙岩冰案,我們觀察到法官在判決中性別意識的進步,但是令人擔憂的是,檢方對於一審判決結果提出的上訴內容認為「趙岩冰為高級知識份子,罹患子宮頸癌後與丈夫分居上下樓,沒有朝夕相處之事實,況且其所受肢體傷害均只有四肢瘀青,還知道要向警方報案聲請保護令,可見趙岩冰本人不是個逆來順受的單純受虐者。」

從檢方的上訴理由,不難發現當中仍充斥著傳統「法不入家門」的父權思考及對於受暴婦女的刻板印象,台灣檢察體系對於家暴法執行
10週年後的理解與實踐是否隨著時代與時俱進,頗令人質疑!

當然此次趙岩冰案的判決結果,一方面,民間除了肯定司法部門之外,也期待隨著這亞洲第一部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實施,司法部門性別意識的提升不應只是發生在部分的司法判決案例當中,而是落實法庭當中整體的性別意識,別讓父權迷思繼續蔓延在法庭當中,戕害整個司法體系。

另一方面,我們也期待在法制面,政府部門應深加思考諸如新移民配偶在司法過程中可能常面臨的處境,即在其可能喪失婚姻關係的階段中,應思考居留權益的保障,尤其在國籍法、移民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修正上,我們期許這一屆期的立法委員諸公,能少一點政治考量,多一點真正為民的切身權益考量加以修法,別讓惡法繼續鐐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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