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多，台灣社會公民意識覺醒，關心社會議題、參與社會運動的族群日多。知名社會運動者、中研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瞿海源接受沃草專訪時指出，社會運動是一條漫長、痛苦的路。許多社會運動過後，短期內不容易看到改變，因為這些願意站出來、堅持理想的人畢竟是社會上的少數，回到自己的生活中經常會感到痛苦、寂寞。但他仍然勉勵年輕人，社會需要靠有理想的人推動改革才會改變，「堅持，台灣社會才有希望。」

野百合學運，短期內改變有限，但仍推動政體變革

1990年3月16至22日期間，台灣爆發了有名的「野百合學運」，又名「三月學運」。當時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四大訴求，並與當時總統李登輝見面，轉達訴求。在學生運動退場後，李登輝依照對學生的承諾，召開國是會議，並於次年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結束「萬年國會」。

二十四年後的三月，台灣爆發了更驚人的太陽花學運，連結過去一年由網路發起的公民1985行動聯盟的803白衫軍送仲丘、大埔818拆政府、反核等運動，都匯集了大量人氣，台灣社會運動呈現了完全不同的面貌。沃草日前專訪瞿海源，請他就自身的經驗與觀察，分析台灣社會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瞿海源指出，事實上在當年野百合學運爆發以前，台灣就已經零星的發生許多抗爭事件。從80年初到90年期間，一直都有各校的學生運動、工運、農運等等行動，直到當年三月發生了這件事，有一個爆發點，群眾才能真正集結起來。如果沒有之前零星抗爭累積起的橫向溝通管道，事實上不可能集結起來。

瞿海源說，野百合學運時，學生希望接觸總統府方面以轉達訴求，因此找上他和當時的台大法律系教授賀德芬前往總統府進行接洽。學生團體來自於全國各地的大學，中間訴求的討論、事項的決定均是透過民主機制進行，因此光是討論、決議就花上很多時間，也有許多不同的聲音陸續出現，經常需要許多的討論或投票以產生共識。

學運過後，對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瞿海源表示，悲觀來說，這些抗爭的群眾是一盤散沙，「可能有些沙子蠻硬的」，可是合在一起還是一盤散沙，運動退場以後，在社會上短短數週，影響力就幾乎看不見了。野百合學運結束時其實也曾約定要回到自己的生活圈深耕民主，如同太陽花運動後約定要「遍地開花」一樣，但事實上，剛結束的時候影響有限。

在廣場上的時候，這些群眾可以接觸到想法相近的同伴，但當他們回到自己的生活圈後，卻成為少數，很容易會質疑「自己做了這麼多，為何社會還是這樣？」，會感到孤獨、憤怒，甚至想要放棄。瞿海源以野百合學運為例指出，雖然李登輝後續舉行國是會議，但事實上許多學者專家在會議進行到一半時就紛紛退出，國是會議成了「兩黨的協商會議」。雖然有邀請學生參加，但不是參與學運的學生，國事會議完全成了一場「大人的會議」。

瞿海源解釋，雖然野百合學運後短期內看不到改變，但長期看來，這些運動還是逐漸地影響社會，推動社會的進步。他舉例說明，李登輝舉行國是會議後，第二年就召開修憲會議，把台灣修改成總統制的國家。他認為這些實質的影響，事實上也是野百合學運的貢獻。有的人擔憂學運影響力不大，瞿海源表示，政府是一直存在的組織，本身有許多文化、慣性，很多東西連革命都很難改變。他以中國為例指出，中國百年來經歷了兩次革命，以前的壞習慣也沒有完全根除，更何況學運只是要求「改革」，不是「革命」，改變本來就難以一蹴可及。

社會進步靠有理想的少數推動

憶起過去幾十年參與社會運動，推動許多改革的經驗，瞿海源感嘆地認為，他參與推動的改革大部分都沒有成功，尤其是政治、司法改革等撼動既得利益者的改革更不容易。台灣是一個經過長期威權統治的地方，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都較保守，不喜歡改變。大部分人安於現狀，「不合理也就算了」，因此推動改革的永遠是少數，「如果是多數就不用改革了呀！」瞿海源強調，追求正義，追求實踐理想，是一個很漫長很痛苦的路，對每個人、每個團體來說都是如此，「因為社會主流不是這個樣子」。如果大家都鄉愿，這個社會就會沈淪下去。社會要靠這些少數有理想者的堅持，才會繼續進步下去。

對於近年來的社會抗爭，瞿海源抱持較樂觀的態度。他說，靠著高科技以及整個社會條件，現在可以在短時間號招更多人集結，能量也不像過去那麼容易就散掉。但他仍然提醒，雖然運動之後不容易看到改變，但只要更深入的研究議題，持續不斷的努力，就會持續影響社會，促成真正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