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於7月底進入審判程序。除了被告鄭捷在法庭上的言行被媒體加油添醋的解讀，鄭捷的辯護律師們也成為被關注的焦點。有人斥責他們為鄭捷辯護與其同罪，也有人好奇擔任如此重罪被告的律師的感覺為何。

「為什麼你願意為壞人辯護？」是許多刑事辯護律師會被詢問到的問題。而挪威屠殺案兇手布雷維克的律師，里佩斯塔德的回答是：「因為我相信，民主和法治可以讓挪威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

布雷維克並非里佩斯塔德第一位重大矚目案件被告。里佩斯塔德曾於2001年擔任了一名仇殺新移民的第二代的新納粹少年幫派被告的律師。布雷維克或許是基此，才主動要求委任里佩斯塔德。

然而，里佩斯塔德其實正是布雷維克攻擊對象：勞工黨的黨員，最不可能理解他的右派極權主義思想。他之所以接下布雷維克的案件，是因為他相信無論是多麼重創社會的悲劇，民主和法治原則永遠是解決問題最好的方式，在這樣極端的時刻更是如此。

布雷維克自逮捕時即承認犯行，並期待受到嚴厲的懲罰；他甚至希望挪威恢復死刑，以讓他像個神聖的殉道者。他睥睨法律，甚至不認為勞工黨執政下的法院有審判權，審判程序對他的意義，就是宣傳其政治思想的舞台。

然而，里佩斯塔德始終嚴守辯護人的職責，以辯護人身分保障布雷維克法律上的權利，而非用布雷維克的角度，以委託人的發言人之姿對外發表其政治言論。 在審判中，里佩斯塔德在司法程序上保障了布雷維克，但在價值觀上，他的行為實際上打擊了布雷維克的偏激思想。

布雷維克受到一場公平的審判，挪威社會也沒有因此恢復死刑。除了無辜的生命，挪威堅守的價值觀沒有因此被犧牲，這是對布雷維克最大的反擊，證明他的思想是錯誤的。而里佩斯塔德，在這場對挪威國家價值的考驗中，貢獻了自己的心力。

律師拒絕為刑案被告辯護的情形倒也曾出現過。例如，2012年於印度新德里發生的公車輪暴事件。當地一個擁有2500名成員的律師公會，也『響應』社會大眾速審速決的呼聲，投票決議該公會的成員不會給予這些被告法律援助，因為「幫這個案子辯護是不道德的」，應對案件袖手旁觀，以確保案件可以「迅速審理」。 最終，被告們雖然仍找到辯護人，但其辯護人品質令人憂心，例如，其中一名律師於審判期日中連續三天未到庭，還做出被害者應自行為招致強暴負責的不當言論，加深整體社會對被告的敵視。

印度律師公會所展現的，不是對正義的義無反顧，而是對於自身角色認知錯誤，還沾沾自喜的態度。他們忽視了公平審判、程序原則的真諦，反而讓社會正義再一次受到傷害。

若民主和法治並不是挪威獨有，而是台灣社會共享，普世皆然的價值，我們應該慶幸台灣社會仍有許多律師願意為「壞人」辯護。

※ 此為作者原文，本文經蘋果日報論壇編輯略為調整文字刊登於2014年08月20日蘋果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