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還有律師為「壞人」辯護

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於7月底進入審判程序。除了被告鄭捷在法庭上的言行被媒體加油添醋的解讀,鄭捷的辯護律師們也成為被關注的焦點。有人斥責他們為鄭捷辯護與其同罪,也有人好奇擔任如此重罪被告的律師的感覺為何。

「為什麼你願意為壞人辯護?」是許多刑事辯護律師會被詢問到的問題。而挪威屠殺案兇手布雷維克的律師,里佩斯塔德的回答是:「因為我相信,民主和法治可以讓挪威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

布雷維克並非里佩斯塔德第一位重大矚目案件被告。里佩斯塔德曾於2001年擔任了一名仇殺新移民的第二代的新納粹少年幫派被告的律師。布雷維克或許是基此,才主動要求委任里佩斯塔德。

然而,里佩斯塔德其實正是布雷維克攻擊對象:勞工黨的黨員,最不可能理解他的右派極權主義思想。他之所以接下布雷維克的案件,是因為他相信無論是多麼重創社會的悲劇,民主和法治原則永遠是解決問題最好的方式,在這樣極端的時刻更是如此。

布雷維克自逮捕時即承認犯行,並期待受到嚴厲的懲罰;他甚至希望挪威恢復死刑,以讓他像個神聖的殉道者。他睥睨法律,甚至不認為勞工黨執政下的法院有審判權,審判程序對他的意義,就是宣傳其政治思想的舞台。

然而,里佩斯塔德始終嚴守辯護人的職責,以辯護人身分保障布雷維克法律上的權利,而非用布雷維克的角度,以委託人的發言人之姿對外發表其政治言論。 在審判中,里佩斯塔德在司法程序上保障了布雷維克,但在價值觀上,他的行為實際上打擊了布雷維克的偏激思想。

布雷維克受到一場公平的審判,挪威社會也沒有因此恢復死刑。除了無辜的生命,挪威堅守的價值觀沒有因此被犧牲,這是對布雷維克最大的反擊,證明他的思想是錯誤的。而里佩斯塔德,在這場對挪威國家價值的考驗中,貢獻了自己的心力。

律師拒絕為刑案被告辯護的情形倒也曾出現過。例如,2012年於印度新德里發生的公車輪暴事件。當地一個擁有2500名成員的律師公會,也『響應』社會大眾速審速決的呼聲,投票決議該公會的成員不會給予這些被告法律援助,因為「幫這個案子辯護是不道德的」,應對案件袖手旁觀,以確保案件可以「迅速審理」。 最終,被告們雖然仍找到辯護人,但其辯護人品質令人憂心,例如,其中一名律師於審判期日中連續三天未到庭,還做出被害者應自行為招致強暴負責的不當言論,加深整體社會對被告的敵視。

印度律師公會所展現的,不是對正義的義無反顧,而是對於自身角色認知錯誤,還沾沾自喜的態度。他們忽視了公平審判、程序原則的真諦,反而讓社會正義再一次受到傷害。

若民主和法治並不是挪威獨有,而是台灣社會共享,普世皆然的價值,我們應該慶幸台灣社會仍有許多律師願意為「壞人」辯護。

※ 此為作者原文,本文經蘋果日報論壇編輯略為調整文字刊登於2014年08月20日蘋果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