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廠工人在法院的第一件勝訴判決，代表了終於有法官，不願意為顢頇的行政機關盲目背書。也展現了在台灣，要國家自我糾正錯誤，是多麼地困難，必須要體制外的抗爭不斷，專家學者提供精闢的論述，才能獲得一個本應屬於自己的勝訴判決。

回顧事件始末，勞委會（今勞動部）一連串的政策作為，說明了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並且，一路走來，始終卸責。這些馬政府都必須概括承受，而馬總統所提拔、選任政務官的錯誤決策，正是他民調低迷、處境窘迫的主因。

行政要先思考「立場」

勞委會常被勞工譏笑為「資」委會，其來有自。有時是機關角色錯亂地站在資方的立場，有時是不夠積極地幫勞工捍衛權利，都會讓有期待的勞工失望。

勞委會存在的必要，就是要「保障勞工權益」，而它的機關本位與角色，就是要「勞工利益至上」，並且設法解決、或至少要調處，勞工在國家政策或體制上的難處與弱點。這本應是勞委會的中心思想，所有的政策，也都應該以此為核心來運轉。

前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決定對勞工提告「討債」，法律上當然不是完全站不住腳，只是立場失當，行政作為顯然不夠積極。勞委會為中央行政部會，手中有太多的行政措施與資源，在程序上，不應讓勞工奔波法院，在實質上，也應該可以設法免除勞工必須還錢的困境，用與不用，一念之間，端視有無看重自己維護勞工利益的本位與角色。

事後關廠工人連線的抗爭證明了，勞委會能夠提出「免還」七成以上、甚至全額的政策方案，這就是一種行政作為，表示勞委會「並不是非告不可」。行政機關沒擔當，行政協商不開放，勞工只有上街頭一途，才能爭取到自己的權益。

一路卸責「始終如一」

勞委會一口氣在全國起訴了五百多個案子，「遍地開花」，美其名是為了「國家債權」，事實上，是因為審計部與監察院開始追究責任，公務員怕被彈劾糾正或以圖利罪送辦，才開始一連串的「自保行動」。權衡自己的責任和勞工的苦痛，卸責優先。

當然，前主委王如玄與接任的潘世偉，可能覺得自己「很倒楣」，案子拖了十六、七年，他們是「最後一隻老鼠」，從國民黨到民進黨再到國民黨執政，沒人去碰這筆「爛帳」。誰遇上固然有運氣的成分，然而，作官可沒有人逼著去，政務官沒有擔當是不適格，沒有被充份授權、無法推動政策又不願離去是戀棧權位，哪一個黨派，都沒有什麼好同情的，別再一黨賴一黨、一個賴一個。進廚房就是要把菜做好，不怕熱只是基本條件。

十六、七年前，勞委會為什麼會撥出這筆錢給勞工，不正是因為當時勞委會沒有擔當，不敢徹底地查察雇主是否確實提撥資遣費與退休金，後來雇主惡性倒閉，帶著大把的鈔票跑路，勞委會也只是兩手一攤。給出一筆錢，某程度正是在掩飾自己查察不力。執行政策的不良，破財卸責。

再說，當時法制不彰，連行政法都沒有，籌錢讓勞工解決問題，又給的畏畏縮縮、名實不符。明明「就業安定基金」就是引進外籍勞工的「人頭稅」，本來就是預期會衝擊國內的勞工就業，要作為「安定勞工生活」之用的。發給被惡性倒閉的勞工，名正言順，也沒有花到納稅人的一毛錢。卻又擔心扛責，留了個遮遮掩掩、稱作是「借貸」的闌尾巴，十五年後，盲腸炎果然發作，折磨勞工十七年，只因為害怕被究責。

終於，在行政法院的法官，作出第一件勞工勝訴的判決之後，勞動部表示願意「全面撤告」，並發表了一份「促進社會和諧，保障弱勢勞工權益」的新聞稿。縱觀全文，仍然繼續在逞口舌之快，認為之所以撤告，是因為「不同法院的法官見解歧異、各自主張不同」，讓「真相」難以釐清，一副勞動部才是受害者的姿態。似乎忘了，勞委會才是這一切紛紛擾擾的始作俑者。一路卸責，始終如一。

依「法」行政

法哲學家常把法律區分為「原則」與「規則」兩個部分，前者比較是法律原則與立法精神的利害衡量，後者比較是全有或全無的法條適用。而政府的「政策」，常被歸入為一種法律的「原則」。這也就是說，政府的政策，比較是利害衡量的考慮，基於二個以上不同利害的衝突，作出調和，在面對刑法的審查（例如：圖利罪）或者是在面對行政責任的清查（例如：審計或糾正彈劾），政府其實會享有比較大的空間。政務官在制定政策時，尤其應依事務的性質，享有不一而足的裁量權，這也表示，應受到其它法律秩序不一而足的尊重。

事後諸葛地說，當時決定提撥就業安定基金，用以安定勞工遭逢變故的主委許介圭，其實是值得讚許的，政府花幾億元就能安定上千個家庭，無論是根據我國濃厚社會主義色彩的憲法（保護勞工、安定生活），或是利害衡量的政策考量（不上街頭、繼續就業、在職場貢獻勞動力），都是合憲又合法的決定。嗣後的主委，大可以大方地肯認這個決策，堅持勞委會本應照顧勞工的立場，堅定地對抗來自監察院、審計部、或甚是檢察官的質疑，絕對會比把矛頭對準勞工，錯亂機關本位，挑軟的柿子吃，要來得令人讚嘆與激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