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下而上建立值得人民信賴的司法

聽見女性抗爭之聲:訪李冠伶 #323佔領行政院案的被告身影

編按:318義務律師平台協助的當事人有非常懸殊的性別比,以還在進行中的324自訴案為例,21名自訴人中只有4名生理女性,323佔領行政院案件中,17名被告裡,也只有1名是生理女性。有很多原因造成了社會運動參與的性別差異,尤其在國家暴力議題,似乎又更難看見女性的身影。

李冠伶是323佔領行政院案裡唯一女性的被告,規劃這期電子報前,我們幾乎忘了關注這一點,當事人的分類是用罪名、這次宣判之後可否上訴來分的。直到在討論訪談的對象,我們才想到,不能只看到男性對這個運動的貢獻吧!因此決定,一定要聽聽李冠伶的聲音。

這篇的作者還是找到了傲晴,她臉書封面是她拿著麥克風在街頭說話的照片,旁聽寫著「不要再說政治與我無關」,我想,找她幫忙訪談應該是最適合不過,她還帶來了同樣是政大法律系的同學彥澄,拍下這次訪談中,李冠伶戴著口罩堅定的眼神。

這位走入討論室的人,身穿簡潔的襯衫,戴著插畫家帽,口罩套上繡著「 TAIWAN 」的字樣,眼神不至銳利,帶著柔和的堅毅。她曾經參與太陽花學運 323 佔領行政院運動,然而她不是大眾積極的討論對象,不是新聞媒體上一直報導的學運領袖,沒有加入政黨、參與政治活動,卻是堅持不懈為台灣社會運動持續付出的人。今年 4 月28 日,高等法院針對 323 佔領行政院案二審結果出爐,她是法院認為的有罪被告之一,她的名字是李冠伶。

從校園到街頭 不曾靜默 努力發聲

大學的她,選擇了中文系,開始投入許多社會議題。像是與中文系有關的教改,她就在老師的帶領下,參與了許多活動。她說:「那時候就對社會議題有很多啟蒙,教改的議題不是只有在校園,它是可以走入社會的。」只是,當時校園風氣尚未開放,很多事情不能明著說、明著做;但一切都在悄悄地進行中。因此她形容當時社會運動像是一團霧,很多還沒理解的,但你只要把霧撥開,然後慢慢前進。

讓李冠伶真正體會到「什麼是抗爭」的,是她在校刊社經歷的一次事件。當時,她撰寫攸關學生自主性的文章,因觸碰敏感議題「 1994 年師大七匹狼事件」,遭遇校長退學處分的威脅。最終在老師和學生的溝通協調下,校刊仍然發行,間接導致校長離職。「校刊這件事並沒有很成功,也沒有繼續發酵,但可以討論出一些自我意識、自我反省的事情,對於我未來思考社會議題有很大的幫助。」李冠伶緩和地整理自己年輕時的種種因緣際會。

在求學期間的課外活動中,李冠伶遇見了日後參與社會運動的好戰友,看到了民間發達且溫暖的社會網絡,讓她在勇於衝撞體制時,還同時保有對人的關懷。原本要去選學代的她,碰到了候選人同額選舉問題。她撰寫文章呼籲選舉制度的公平性問題,卻遭到對手候選人的撻伐;但幾經交手後,他們成為好朋友,並一起參與貢寮反核運動。八八風災時,她在第一線擔任志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政治受難者,也有政黨基層。「社會議題不只是爭取,也是要有協助,我們跟社會索取我們要的資源,我們也要思考怎麼貢獻。」她從做志工的經驗中,也認識到了社會運動者之於這個社會,應該要具備的態度和責任。

她也提到,女性抗爭者在很多時候為了運動順利進行,乃至維繫夥伴間的和諧,而付出一些不為人知的成本。在陽剛的社會運動場域,李冠伶自己在社運圈就有著「阿團」、「團哥」這樣去女性化的綽號,好似成為一種保護。面對有男性運動者大開性別玩笑,有些女性漸漸看淡、覺得無所謂,甚至接受和習慣這些不合理的嘲諷與輕視,但她認為這樣會抹去運動原本該有的模樣。她從來不是這樣的人。

聽著李冠伶細數著這些曾經的往事,隔著口罩,仍然能感受到她講述每個故事時,有時雀躍,有時平靜。幾年過去了,台灣社會運動蓬蓬發展,霧靄散去,陽光灑落,留下的是每一段懞懂前行的過去。

323當晚,那些沒唱完的歌

訪談時,值323佔領行政院案甫宣判。問起李冠伶323當天晚上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她提到,她目睹抗爭者一個一個被打,群體憤怒不已。面對現場情緒高漲,大家不知所措、無處宣洩,當晚,李冠伶嘗試以唱歌的方式安撫眾人情緒。警察強勢逮捕、向抗爭者上銬,李冠伶見雙方氣氛緊張,帶領群情激憤的抗爭者唱歌。然而,眾人看到警方以武力持續鎮壓,眾人流血、傷亡,連一首都還沒有唱完,現場又變成一團亂了。

「雖然我們大家都不認識,但我還是帶著大家唱一些歌,讓我們的力量重新集結一起,我們就會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從黨外運動年代開始就有靜坐唱歌的元素,李冠伶希望透過帶領群眾唱歌,讓群眾隨著歌曲節奏而暫時放下不安與恐懼,從而唱歌能夠凝聚本來零散的公民力量,儘管現場的情況變數太多,李冠伶始終相信音樂的力量,也是抗爭中不可或缺的定心丸。在現場的她,聽起來沒有恐懼。

「妳一定要繼續上訴,因為妳又沒做錯事」

李冠伶從小在一個傳統的台灣家庭長大,成長過程較為壓抑。父親期許她像姊姊、弟弟一樣找到公職,最初,家人並不諒解,也不能體會她為何如此關注這些議題。

李冠伶參與社會運動多年,一開始,如禁忌般,在家裡甚少被提及。然而,她能感受到,多年以來,家人始終默默給予無限的關心。「我去 318 那天,我媽媽有打電話給我,那時候我正在衝,我媽媽問我在幹嘛,我說我在家裡附近買東西,她說妳少騙人了,我都看到妳了(電視)!」李冠伶笑著說。父母出於關心,期待瞭解她的近況,而漸漸願意主動接觸社會議題。每次見面時,他們彼此又多了一個可以問候、聊天的話題,經過這幾年的歲月,家中的禁忌話題,也慢慢地被打開。

談論到近期面臨到的二審結果,李冠伶依判決仍可繼續上訴,「他們(父母)說二審妳一定要繼續上訴,因為妳又沒有做錯事。」她從一句話中道出了這些年父母的轉變——從原先的避而不談,慢慢願意同理,最後接納並與她站在一起。李冠伶從這個傳統的家庭長大,原先是一個拚命逃脫家裡期許的怪小孩;如今抗爭多年,不論外頭風雨多大、體制多冰冷,回過頭,家人的愛始終溫柔而無私地輕輕包覆著她。

「我參與運動,從來就不是希望被任何人記住。」

沒有一個人喜歡被遺忘的感覺,大多數人希望自己的事跡、對運動的貢獻,能為世人及歷史所記住,被問及對於「被遺忘」的看法,李冠伶打趣道:「會嗎?至少法院會記得我」。網路上關於李冠伶的資料寥落晨星,搜尋「李冠伶」三個字,只有看到三兩張在法院前的照片。我們從這次的訪談中,可謂從零開始認識她。

「我參與運動,從來就不是希望被任何人記住。」323佔領行政院事件至今已經過了近六年,社會大眾已經回歸正常生活,李冠伶卻為了訴訟奔波六年之久,她原本希望放下訴訟,悄悄地走出這個事件,將司法資源還給社會更需要的人,眾人卻建議她將訴訟視為抗爭的一部分,這才說服她願意繼續以團體名義上訴。

比起被記住,李冠伶更想要為社會運動和改革帶來影響力,她期望自己可以成為湖面上的漣漪,在湖的中心輕點了一下,便將影響力慢慢地擴及整個社會,學生也好,願意瞭解社會議題的人也好,她希望公民都可以正視自己的影響力,一同努力讓台灣更好。提及香港反送中運動中「無領袖」的情況,李冠伶表示讚賞與好奇,同時也期盼台灣終有一天也能夠完成「人人都是領袖」的社會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