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走入討論室的人，身穿簡潔的襯衫，戴著插畫家帽，口罩套上繡著「 TAIWAN 」的字樣，眼神不至銳利，帶著柔和的堅毅。她曾經參與太陽花學運 323 佔領行政院運動，然而她不是大眾積極的討論對象，不是新聞媒體上一直報導的學運領袖，沒有加入政黨、參與政治活動，卻是堅持不懈為台灣社會運動持續付出的人。今年 4 月28 日，高等法院針對 323 佔領行政院案二審結果出爐，她是法院認為的有罪被告之一，她的名字是李冠伶。

從校園到街頭 不曾靜默 努力發聲

大學的她，選擇了中文系，開始投入許多社會議題。像是與中文系有關的教改，她就在老師的帶領下，參與了許多活動。她說：「那時候就對社會議題有很多啟蒙，教改的議題不是只有在校園，它是可以走入社會的。」只是，當時校園風氣尚未開放，很多事情不能明著說、明著做；但一切都在悄悄地進行中。因此她形容當時社會運動像是一團霧，很多還沒理解的，但你只要把霧撥開，然後慢慢前進。

讓李冠伶真正體會到「什麼是抗爭」的，是她在校刊社經歷的一次事件。當時，她撰寫攸關學生自主性的文章，因觸碰敏感議題「 1994 年師大七匹狼事件」，遭遇校長退學處分的威脅。最終在老師和學生的溝通協調下，校刊仍然發行，間接導致校長離職。「校刊這件事並沒有很成功，也沒有繼續發酵，但可以討論出一些自我意識、自我反省的事情，對於我未來思考社會議題有很大的幫助。」李冠伶緩和地整理自己年輕時的種種因緣際會。

在求學期間的課外活動中，李冠伶遇見了日後參與社會運動的好戰友，看到了民間發達且溫暖的社會網絡，讓她在勇於衝撞體制時，還同時保有對人的關懷。原本要去選學代的她，碰到了候選人同額選舉問題。她撰寫文章呼籲選舉制度的公平性問題，卻遭到對手候選人的撻伐；但幾經交手後，他們成為好朋友，並一起參與貢寮反核運動。八八風災時，她在第一線擔任志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政治受難者，也有政黨基層。「社會議題不只是爭取，也是要有協助，我們跟社會索取我們要的資源，我們也要思考怎麼貢獻。」她從做志工的經驗中，也認識到了社會運動者之於這個社會，應該要具備的態度和責任。

她也提到，女性抗爭者在很多時候為了運動順利進行，乃至維繫夥伴間的和諧，而付出一些不為人知的成本。在陽剛的社會運動場域，李冠伶自己在社運圈就有著「阿團」、「團哥」這樣去女性化的綽號，好似成為一種保護。面對有男性運動者大開性別玩笑，有些女性漸漸看淡、覺得無所謂，甚至接受和習慣這些不合理的嘲諷與輕視，但她認為這樣會抹去運動原本該有的模樣。她從來不是這樣的人。

聽著李冠伶細數著這些曾經的往事，隔著口罩，仍然能感受到她講述每個故事時，有時雀躍，有時平靜。幾年過去了，台灣社會運動蓬蓬發展，霧靄散去，陽光灑落，留下的是每一段懞懂前行的過去。

323當晚，那些沒唱完的歌

訪談時，值323佔領行政院案甫宣判。問起李冠伶323當天晚上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她提到，她目睹抗爭者一個一個被打，群體憤怒不已。面對現場情緒高漲，大家不知所措、無處宣洩，當晚，李冠伶嘗試以唱歌的方式安撫眾人情緒。警察強勢逮捕、向抗爭者上銬，李冠伶見雙方氣氛緊張，帶領群情激憤的抗爭者唱歌。然而，眾人看到警方以武力持續鎮壓，眾人流血、傷亡，連一首都還沒有唱完，現場又變成一團亂了。

「雖然我們大家都不認識，但我還是帶著大家唱一些歌，讓我們的力量重新集結一起，我們就會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從黨外運動年代開始就有靜坐唱歌的元素，李冠伶希望透過帶領群眾唱歌，讓群眾隨著歌曲節奏而暫時放下不安與恐懼，從而唱歌能夠凝聚本來零散的公民力量，儘管現場的情況變數太多，李冠伶始終相信音樂的力量，也是抗爭中不可或缺的定心丸。在現場的她，聽起來沒有恐懼。

「妳一定要繼續上訴，因為妳又沒做錯事」

李冠伶從小在一個傳統的台灣家庭長大，成長過程較為壓抑。父親期許她像姊姊、弟弟一樣找到公職，最初，家人並不諒解，也不能體會她為何如此關注這些議題。

李冠伶參與社會運動多年，一開始，如禁忌般，在家裡甚少被提及。然而，她能感受到，多年以來，家人始終默默給予無限的關心。「我去 318 那天，我媽媽有打電話給我，那時候我正在衝，我媽媽問我在幹嘛，我說我在家裡附近買東西，她說妳少騙人了，我都看到妳了（電視）！」李冠伶笑著說。父母出於關心，期待瞭解她的近況，而漸漸願意主動接觸社會議題。每次見面時，他們彼此又多了一個可以問候、聊天的話題，經過這幾年的歲月，家中的禁忌話題，也慢慢地被打開。

談論到近期面臨到的二審結果，李冠伶依判決仍可繼續上訴，「他們（父母）說二審妳一定要繼續上訴，因為妳又沒有做錯事。」她從一句話中道出了這些年父母的轉變——從原先的避而不談，慢慢願意同理，最後接納並與她站在一起。李冠伶從這個傳統的家庭長大，原先是一個拚命逃脫家裡期許的怪小孩；如今抗爭多年，不論外頭風雨多大、體制多冰冷，回過頭，家人的愛始終溫柔而無私地輕輕包覆著她。

「我參與運動，從來就不是希望被任何人記住。」

沒有一個人喜歡被遺忘的感覺，大多數人希望自己的事跡、對運動的貢獻，能為世人及歷史所記住，被問及對於「被遺忘」的看法，李冠伶打趣道：「會嗎？至少法院會記得我」。網路上關於李冠伶的資料寥落晨星，搜尋「李冠伶」三個字，只有看到三兩張在法院前的照片。我們從這次的訪談中，可謂從零開始認識她。

「我參與運動，從來就不是希望被任何人記住。」323佔領行政院事件至今已經過了近六年，社會大眾已經回歸正常生活，李冠伶卻為了訴訟奔波六年之久，她原本希望放下訴訟，悄悄地走出這個事件，將司法資源還給社會更需要的人，眾人卻建議她將訴訟視為抗爭的一部分，這才說服她願意繼續以團體名義上訴。

比起被記住，李冠伶更想要為社會運動和改革帶來影響力，她期望自己可以成為湖面上的漣漪，在湖的中心輕點了一下，便將影響力慢慢地擴及整個社會，學生也好，願意瞭解社會議題的人也好，她希望公民都可以正視自己的影響力，一同努力讓台灣更好。提及香港反送中運動中「無領袖」的情況，李冠伶表示讚賞與好奇，同時也期盼台灣終有一天也能夠完成「人人都是領袖」的社會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