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起點：司改作為律師執業生涯的開端

過去的司改會秘書處，只有執行長是律師，秘書處擔任行政統籌的角色，大多法律工作仰賴義務律師一同分工完成。直到2016年，司改會業務量不斷增加，申訴中心開始有更大量即時法律研究的需求，當時的申訴中心主任便提議增聘專職律師，增加司改會內部法律爭議處理的能量。

大學畢業後的盈嘉律師曾擔任書記官，後返回校園攻讀研究所，至律師事務所實習後，剛好遇上司改會開缺，便來到司改會，成為司改會的第一位專職律師。

盈嘉律師進入司改會的這一年，秘書部的規模已達十多人，但業務尚未細分成現在的各個部門專門處理，身為專職律師的她幾乎需要參與所有基金會內跟法律有關的工作。當時律師主要的工作內容包含協助辦理法官與檢察官評鑑業務，同時也進行《律師法》、《法官法》、《刑事訴訟法》等法案研究；其在職期間，完成了許多司改國是會議相關的工作，到了第三年擔任主管職時，也投入盲人國手詐保案救援的工作。

離開司改會後，盈嘉律師至律師事務所受雇，現在主要處理土地掠奪、土地糾紛以及一般傳統民刑事案件，回顧在司改會的這段時間，她認為對她影響最大的是，在司改會申訴中心處理眾多民眾申訴的經驗，這些來申訴的民眾，往往都已經經過漫長訴訟的折磨，一般律師都沒有辦法再給予協助時，最後才會選擇來到司改會，這樣的經驗讓她對於法律上與社會上的弱勢者更具有同理心，對於容易緊張、焦慮的當事人也更能體諒；此外，在司改會協助寫書狀、對外進行冤案的公眾倡議，以及開記者會的經驗，也讓她對於法律實務樣貌有更多的觀察。

不一樣的嘗試：性別司改聯盟

盈嘉律師任職司改會期間，因為當時受大眾矚目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議題，會內出現極度分歧的意見，於是盈嘉律師開始反思，要如何從性別相關議題著手，提升司改會對於性別議題的關注，以及凝聚內部成員的共識。在其在職期間，司改會的管理階層，如董事會及常務執行委員仍以男性佔多數，這個現象令她不禁擔心女性，尤其是女性律師對於公益事務的參與度為何總是低落？司改會身為改革團體，對於司法上的性別問題，可以如何改革？

當時司改會與其他婦女團體，包含勵馨、婦女新知等婦女救援團體成立「性別司改聯盟」，當時成立的理念是認為，司法體系雖然日漸進步，但仍有但少部分法官與檢察官在審理案件時，會忽略性別因素的重要性，有些甚至會出現性別的刻板印象，導致當事人在尋求司法救濟時，卻不幸發生二度傷害。這種問題嚴重的話，甚至會讓較弱勢的女性不願意利用司法程序尋求救濟，認為司法體系不能給予其有效之協助。例如盈嘉律師協助過的一件移工遭受雇主性侵的案件，語言上的隔閡造成了被害者表達與程序上十分困難。另外，訴訟中也有許多對於性侵害的迷思需要挑戰，像是曾有被害者遭懷疑沒有在第一時間採證和報警；或是對於被害者的刻板印象，標籤化性侵害被害者應該有的樣子，如被害時一定會強力抵抗等。

其中盈嘉律師特別說到，性別案件在司改會內部審理上相較於其他案件又更為困難，原本嚴格縝密的審案程序，外加性別案件的隱密性和性別認知差異等錯綜複雜的理由，造成在司改會決定是否救援、監督的第一關，都需要花比一般案件更多的時間，才能說服司改會的成員們傾力救援這些個案。

離開司改會後，在訴訟律師執業過程中，盈嘉律師也有注意到一些性別現象，例如案件當事人還是會對男性律師比較畏懼或尊重，會稱男性律師為「律師」，稱女性律師卻改口稱「小姐」，或直接誤認為女性律師就是一位秘書，對於女性律師也較容易開口提出更多額外的要求。或家事事件的律師多女性為主，似乎當事人對於女性律師較願意說出心理話，詳細說明案發經過與情緒，也能同理當事人的情緒。面對這些差異所帶來的性別化經驗，盈嘉律師認為，更多的對話是重要的。

帶著改革經驗，用不同風格往前走

對於曾任NGO工作者的盈嘉律師而言，組織內外部的溝通、與當事人的對話皆是能讓議題有效被看見的重要環節：在性別的議題上，律師雖曾因社會刻板印象與既有司法救濟制度而受到限制與挑戰，但在倡議與打破框架的過程中，對於社會關懷與法律實務卻擁有了更多的審視空間，以及認識、琢磨的機會。盈嘉律師回顧在司改會任職期間曾推動的人權、司法改革、司法官評鑑與性別議題等業務，她說，這些都奠定了執業基礎與工作態度。

在司改會逐漸擴編的年代來到司改會，謙虛的盈嘉律師把這段歲月形容成她的學習，但作為組織裡頭第一個專職律師，在司改會的日子承擔壓力、面對未知，也是她付出的時間心力，形塑了日漸擴編、面對多元爭議的年代中司改會的樣貌。

盈嘉律師離開司改會後，曾寫信到看守所給邱和順告知離職的消息。阿順這樣回信：「世上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思維，若要成功並不是贏在起點，而是要贏在轉折點，希望你能多思考如何用不同風格去創造嶄新的前途。」阿順的信宛如一首太有哲理的小詩，不管是誰，想必都要花很多時間咀嚼。盈嘉律師在這樣的轉折點上，帶著改革經驗，正創造不同風格，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