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佳和 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蔣經國去世當時，我跟朋友正在聽音樂會。我在讀碩士班時台灣發生了野百合學運。我去了德國後，香港回歸中國，我在德國時參加抗議中國用飛彈對準台灣，恐嚇台灣不准總統直選的運動，我們在德國的科隆大教堂示威遊行。我回台灣教書時，發生紅衫軍事件，其實台灣真的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老人們可以回憶台灣逐步進步的脈絡。很多的巨變當時我們都覺得不會發生，一來是覺得最壞的不可能發生，二是覺得既然發生了，我們也無力反抗。

香港曾經對於肅殺時代的台灣像是明燈般的存在，香港代表的是自由、代表了人權，雖然是殖民地，但香港是台灣人的希望，我印象非常深刻，香港在台灣戒嚴之前，我父親常常去香港看禁書，他常告訴我台灣是如何令人窒息的存在，也因此我對於香港特別有感。當時台灣除了一些黨外雜誌，幾乎看不到自由的言論。

我一直在想，將來的年輕人將會面對什麼？

318學運是阻止台灣掉下懸崖的繩索，台灣沒有掉下懸崖，但不代表懸崖永遠遠離我們。這幾天我一直聽到政治圈表示，2024的挑戰未必比2018來得輕，我絕對不希望台灣年經人遇到那麼多變動，但台灣仍不安全，台灣始終不斷地遇到滾動的挑戰，每個人幽微的被束縛在結構之中，可是我們又無可避免地必須面對國家所選擇的路徑，我不知道香港是下一個台灣，還是台灣是下一個香港。

就今天的展覽主題，身為一個法學者，我對我們的法律體系有信心，但這不代表法律體系的來源是對的，法律對於通往正義的結果，應該要有答案，法律不應該是阻止前往正確道路、不可跨越的鴻溝，大家不應該必須先獲得違法評價，才得以實現正義。

324行動即便就法律標準的觀點、警察法的觀點，仍然無法合理化國家暴力，因為面對群眾非暴力的抗爭不必以暴力回應，此不必高升到公民不服從，因為所有民主國家都有可能有民眾示威，但法律文明告訴我們，不可以暴力對待非暴力行為，324最簡單的道理就在這裡。

政治哲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在1920年有一段很有名的話「試圖把政治問題拿到法庭上解決，政治將所獲無幾，法律將全盤皆輸。」就一個法學者的角度，過度把政治問題試圖爭奪民主正當性、民主社會的話語權的問題，通通簡化為法庭上合法違反，恐怕我們太小看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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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紋 2014在台港人、經濟民主連合專員

我是一個香港人，在2014時我還是名大學生，我們整個系上在318當時都在現場露宿。324暴力驅逐事件時，台大校方為了避免爭議，拒絕出借社科院作為會場，於是這個後勤基地也只能解散了，我並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我沒有在任何社團裡，也辦法問其他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是一個無大台運動，所謂的無大台運動就是沒有運動領袖的運動，這對比於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兩者組織截然不同。這幾天回顧318、324的反服貿運動時我非常感慨，在太陽花運動兩三年前，已經有學生意識到這個協議會對台灣造成很大的影響，所以才陸續會有學生去關注這個議題。所幸台灣是個民主國家，最終沒有走向中國的腳步，運動當時台灣2000萬人中的50萬人上街遊行，因為民意授權，這個人數已經可以迫使政府為政治的決定負責並下台。而2019年時香港700萬人中有200萬人上街頭，以台灣人數基數比例而言，等於是有700萬人上街頭遊行，若是在台灣，如果政府還不願意妥協，應該要為政治的決定負責並下台。

另外一個值得思考的事，就是本次展覽中，看到了許多義務律師以不同的手段為當事人提起自訴或是國賠，以協助各種當事人找到加害者，這令我我非常羨慕，即便這些案件還是找不到施暴的警察，但我們有辦法以司法手段告訴國家，國家沒有好好交代誰是施暴者，這是國家的不足，是國家要改進，也是整體社會要面對的不足，司法無法找到施暴警察，也沒辦法往指揮鏈最上面追溯暴力，這是司法的有限，在處理不同案件時，我也常體認到司法本身能處理的是有限的，例如處理性侵害案件，常因為證據不足很難證明其真的有罪，但這不代表這個傷害沒有發生過，這個人無罪，我想唯有改善制度，才得以使司法獲得實現。

我思考台港兩地政治運動的歷程，香港越來越退步，而台灣越來越進步。就像是儘管韓國瑜在選舉中獲勝，台灣人還是有辦法用健康的民主體制把他換下來。面對極權政府的暴力手段，民主歷程不一樣很難複製經驗，但民主團結的經驗一定是有用的。比如台灣受中國壓迫者也能感同身受香港的感受，除此之外，緬甸、泰國等國家，也一起面對他國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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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旻諺 2014在港台人、台灣公民陣線秘書長

2014年時我18歲，正要去香港念大學，當時一月學測二月成績出來三月去面試，身為台中的學生，只能用去台北面試的時間參加學運。雖然只是高中生沒什麼概念，但也面臨到身邊人的質疑：政府不也是台灣人民共同選出來的嗎？不是應該少數服從多數？怎麼能因為不爽就帶著一大堆人衝進議場？形式上非法的佔領運動，實質上為何又被合法化？而作為在香港唸書的台灣人，香港發生佔領運動時，我因為擔心簽證的問題，往往不會出現在運動現場第一線，因為我感到不安全，甚至害怕可能拿不到畢業證書。

看到直播畫面，學生衝進議場，當時香港想用公民不服從的概念抗爭，經過了漫長的辯論，說服大眾這是正當的。2013年六月開始討論反服貿，一開始我並沒有關注，佔領立法院是突發的事件，而香港雨傘運動是發生在9月，而香港雨傘運動最開始是「佔領中環」，戴耀廷教授在香港蘋果投書，說明他對佔領運動的構想，實現公民的權利應透過佔領的方式，以迫使政府接受人民的訴求，他公開自己的想法並希望獲得支持。而佔中三子也與社會展開辯論，討論佔領運動是否可行，並舉辦民間公民電子投票決定要不要佔領。戴教授後來到警局自首，表示願意接受法律制裁，透過被關押、監禁來向社會大眾證明理念的崇高，不惜被關也要實踐香港基本法。

學生圍堵香港立法會正式開始佔領運動，佔領中環旁邊開始為期79天的佔領運動。戴教授原先期待學生罷課後佔領中環，但後來他的論述與青年世代有很大的爭執。青年世代認為從香港基本法來的兩公約，不是香港人決定的，而是中國和英國的決定，並未考量香港人的意見。香港基本法是有缺陷的，看似要給香港人民承諾，但其實並沒有。青年世代不願意按照戴教授提出的方案，也不認爲該理論可以完全套用在香港的發展上。

台灣與香港在公民抗爭的方式是不同的，為什麼台灣人能佔領自己的立法院並無罪，為什麼佔領街頭的香港人卻要宣稱自己有罪？為什麼台灣人能對抗中國政權？為什麼香港死守中國所規範的體制？兩邊抗辯也是香港走向分裂的原因，2019香港討論是要走和平理性非暴力、還是暴力路線，或發展出其他自己特色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