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紀錄

林俊儒
我覺得有機會可以跟大家談毒品政策是一個很沉重但是也很有意義的事情。這部電影的名稱叫Aswang，他來自於一個民間的傳說，那我想說我們就從Aswang這個片名講起，跟大家聊聊說這部電影裡面，他所要講的Aswang是什麼？第二個想要談談，他們如何對待安非他命的施用者(Shabu)？以及用藥情況又是如何？這是第二個想跟大家分享的，那第三個是大家影片看完後會問說，那怎麼辦？我們是不是能做些什麼？
Aswang是什麼呢？最早在菲律賓民間傳說是一個會吃人的妖怪，那他的形象像是吸血鬼、食屍怪、女巫或獸人，會無差別的攻擊人。而這樣的形象就是被導演拿作比喻成警察的形象，在夜間會襲擊別人。那當時古代的傳說裡認為夜間不要外出，就像我們小時候常聽到的虎姑婆一樣，小孩要待在在家裡，片中也有講到說千萬不要外出，因為有妖怪、有怪物在外面盤旋尋找下一個獵物。那類比成警察的角色是導演非常直觀的一個敘事鏡頭，「警察就是Aswang」。到底警察如何執法？這個我們要從毒品政策在菲律賓的發展開始談起。

首先要提到政策的流變，他們有個「Double Barrel」的政策，是在杜特蒂2016年上臺之後開始執行的。Double Barrel其實就是散彈槍的意思，就是說每個人都要去打的到、去攻擊的到，而且使用毒品的、販賣毒品的人。兩個比較大的一個方向，一個是那個「High value target」，就是HVT計畫，他針對的是大型集團的販賣行為，或是集團性的犯罪。那另外一個他所針對的是，比方是，就是小型的社區的用戶，他們叫做「Tokhang」，那Tokhang這個字大家如果去查才會發現他其實是一個組合字，那前面那個詞講的是敲門，那後面講的是懇求，所以在大家如果上YouTube查這個單字，他會有幾個訊息，第一個是2018年4月CNN所選為菲律賓當地最有代表性的字詞；那第二個是這個名詞也看到，很多警察去敲門，在社區詢問說這些是施用毒品的人嗎？你跟毒品有關係嗎？那敲門之後審訊一番可能會列入毒品觀察名單或採取一些行動。那他在執行這個警務行動的時候，造成當地社區有很多影響，這可怕後果我們從後見之明來看，人權觀察數據是在2018年底總共有兩萬八千多人死亡，截至到我前兩天再去看，甚至已經要超過3萬了。這樣的死亡方式可能是警察執法所造成的暴力，也有些是法外處決，像電影裡的各種情形。片中有提到在主持調查死亡案件會議角色說，以前每週都有一到兩個人的去申請喪葬補助，但現在已經變成是每天都有兩、三個人了，死亡數非常巨大。

所以我們先講一件事情是，在Tokhang的做法下造成社區有很大的暴力，那這個暴力我們要細講，就像裡面提到了有一個櫃子，那櫃子是藏在書架的後面，而櫃子裡藏了很多人。大家如果看另外一部菲律賓的電影，叫《私法拘留》(Ma' Rosa)，這部電影講的就是把這些可能疑似有施用毒品或販賣毒品的行為的嫌疑人，關在非正式的法律管道進行拘留，那在拘留的過程中就會伴隨著因為沒有正式的調查、立案報告，相對的暴力行為非常嚴重，而這個嚴重的行為也造成菲律賓有另外一種交易方式。如果你被抓過去，再付點錢，是有機會來出來的，不會進去司法體系。

貧困社區遭到警務的襲擊，除了造成很多人的生命風險之外，也造成社區很大的創傷，而創傷可能是很複雜的，因為大家知道裡面用的是安非他命，而安非他命最多使用的都是勞工階級，因為他們需要很多勞動力、很有精神的工作。在臺灣，工地用藥的情形也有很多是安非他命的施用者。大家看過做工的人裡面的阿欽就是如此，那更不用說我們了解到的大貨車司機也是很多人是使用安非他命提振精神的。那為什麼當地人會用安非他命，中間有一個片段大家應該有了解到說，就是因為他要有工作、要有精神、然後要好好的生活。那個先生他很無奈的說：「你們願意嗎？他們也是為了討生活必須要用的藥物的。」

除了警務行動造成社區受到很大影響之外，小男孩說媽媽因為施用毒品被抓去關，而他最好的三個朋友的其中一個被殺了，那這個對孩子的影響是什麼？大家知道臺灣很多人會很關心受刑人的子女的權益，那這些受刑人子女的權益因為缺乏了就是父母親的關心，其實是對於他生涯發展很大的一個創傷。

當地的心理學家曾經研究過，菲律賓這些面臨法外處決當事人的孩子，他們遇到了什麼樣的社會難題？有幾個就像裡面紀錄片所顯示出來，第一個他們會對暴力的感知特別的無謂，他後來不是拿了木頭，其實他想要變成是刀的形象去砍別人；又或者最後他媽媽回來了，他還是希望拿著那個袋子去搶銀行。又或者更早的時候他們在跳舞、在玩的時候會這樣子就是互相攻擊對方說這是警察的行為，那這樣的行為其實就是他講的，暴力的無謂跟無感，其實事實是讓自己療癒的方式，因為你想如果每天生活在暴力的情形裡面，其實你也很難說你要讓自己不流血還可以那麼勇敢。第二個是他們的創傷還存留在除了暴力之外，他們會開始去有些犯罪行為。那包括像片中的男孩他後來進少年之家，那他當然想必是有做一些事情，包括竊盜，因為生活所需等這些需求。他們讓社福機構介入之後還算是比較好的結果，那更可怕的事情是流落街頭，有些畫面是有些孩子坐在路邊睡覺。

他們一開始不是在跳舞唱歌嗎？其實那個男孩很緊張，他很緊張的是其他人都在講他媽媽吸毒這件事情，所以這個社區的羞辱在我們研究委員看得出來說，因為父母用毒的情況，不只照顧不周，而會造成社區的歧視，說你爸媽用毒了，社區就開始互相敵視對方。

心理學研究指出，每年加起來總共三萬多個創傷兒童面臨自己的父母可能被法外處決， 或者是被送到監獄的時候，他們的心理陰影在下一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要如何回應他們的需求？他們的需求在創傷的經驗裡面如何征服？這是我們認為藉由Aswang這個形象，在警務行動裡面所帶來的最可怕或對菲律賓影響最重大的事情。大家知道中國的文革帶來心靈上面的創傷，到現在因為專政體制的影響之下，還是沒辦法做釐清。所以這個是我想第一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警務行動不只是對脆弱社區的直接的死亡和傷害，而是對下一代的恐怖的統治。

《毒裁夢魘》劇照，臺灣國際人權影展提供

司改會做為人權倡議團體，其實會很想說我們能做些什麼？那我在找這些資料的時候突然發現這段話，就是杜特蒂曾經有對我們類似這樣在菲律賓的人權團體提出這樣的說法，他說：「你們在做什麼呢？Shabu就是Shabu，安非他命就是安非他命，你說我正在殺害用藥者，我說如果你摧毀了我的國家，我就會殺了你，而我只是在警告那些毒品殘害了國家精神，因為這些毒品的受害者都腦損了，令人絕望的是他們已經不太對社會有任何的用處。」那大家可以想見到為什麼他會這樣說，他對於Shabu是有個非常非常痛恨的一個說法。

為什麼安非他命變成當地要特別標籤出來的毒品，然後去嚴厲的譴責，其實有他的歷史的，那我想講的歷史之前，先講一下他是一個特別危險的藥物嗎？有位非常有名的美國藥理精神神經科學家叫Carl Hart，他在去年的時候，今年一月就出一本書叫《Drug Use for Grown-Ups》給成人的藥物使用的指南或者說讓他知道說用藥是什麼意思。Carl Hart是位非常很厲害的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在哥倫比亞（Columbia University）任教。那他的身分很特別，因為他是一個出櫃的用藥者，他曾經也實際用過安非他命，那他認為說這是人的權利。不管他立場如何，他至少在科學論上面提出一套說法跟社會做對話。當時他到菲律賓拜訪兩週，他在當地發表一個Talk，他說杜特蒂這個說法是違反科學的，大家知道安非他命如果超過用量的話，會有一些執著的情況。甚至像《做工的人》裡的阿欽，他後來就有點偏執開始幻想，這是如果超過用量時會發生的情形。
但他普遍存在於像過動症的治療，又或者是有提振精神、改善性慾，還有肌肉能力增強的效果，如果沒有過量的話是可以被當作藥物來做使用的。所以Carl Hart在演講的時候曾經說「不是醫師用安非他命腦子早就腦損了、開始殺人了」這個說法其實不常見，因為早期的對大麻誤解也是這樣說，說吸食大麻的人會拿刀子和斧頭去砍他爸媽，這些對於毒品的描述都背離了科學事實，至少在科學上面不是如此的。那在這樣的情況下Carl Hart為期兩週的訪問後來縮短成五天，五天就離開。因為他被當地的人威脅要殺他，杜特蒂也說Carl Hart的說法是bull shit，然後還開玩笑說他應該跟當時正在做調查的人權工作者卡拉瑪，卡拉瑪是國際特赦組織的重要人員，他當時負責調查菲律賓違反人權的事情，他說你們兩個要去度蜜月才對，用很下三濫的方式來嘲諷這些科學的說法。其實在科學上面，Carl Hart研究指出的事實是勝過杜特蒂的說法。那不管如何，我們想要講的是Shabu或安非他命並沒有特別危險，但藉由這樣子對於安非他命特別危險的論述，其實就可以達到一些政治目的，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幾個政治目的。

從藥物分類學角度來看，大家聽過Soft Drug、Hard Drug，就是軟毒品跟硬毒品的區別，大家從小在反毒的宣導都有提到，這種說法其實是很簡化的，每個藥物都有不同的特殊性。這種框架化的方式不只在就是菲律賓發生，比較嚴重的像在2000年前後，大家看東南亞的用毒情形、用藥情形，當時禁毒運動也是用這樣的框架去說，那這樣的做法為什麼有好處呢？
第一個可以標籤出哪些毒品是他要特別去對付的，可以讓他用比較嚴厲的政策，你用大麻沒關係，但用安非他命不行。那第二個事情，他會造成物質施用者本身跟另外一個物質施用者本身的內部矛盾。在當地2017年就有報導指出，當地在宿霧市的大麻俱樂部，他們就開始說大麻是上帝給我們的自然物種，那這個Shabu都是化學的所以不好，我們應該要提倡大麻合法化。
這個也很常見大家印象中，很早期我們講同志運動的時候，會分好同志跟壞同志，好同志就是穿的光鮮亮麗、願意上班；壞同志就是打扮太妖豔，你看起來噁心，看起來髒髒的，然後還用藥的同志。這個很常見，分類總是造成區別、造成傷害的一個很大的根源，而分類也帶來情緒。

所以藉由藥物分類方式創造民粹空間讓政治家可以來做運作，第一個是法外空間，第二個是嚴厲的執法，最可怕的是還變成政治的秩序。像菲律賓本身他們政治體制是正總統跟副總統，不像我們是一組來選的，他們是分開的，那分開的時候當時的，現在的副總統其實跟杜特蒂沒有那麼對盤，當時杜特蒂還說：「欸副總統，你來自的省份好多人在用Shabu，那你也是個很糟糕的政治家，以後如果我被軍方抓走或是我死掉，也不會把這個位置繼承給你。」變成這種政治語言，甚至他們還排名出菲律賓哪些省份Shabu最多、用量最多，來盤點哪個省份最糟糕然後去攻擊你，以Shabu當排名。那Shabu的查緝，毒品這個最重要的事情他是跟警察查緝沒有關係，警察怎麼查、會查出多少量，比起到底有沒有施用，完全沒有關係的。現在情況之下他變成是毒品政治家的例外空間，而這種說法在國外的研究會變成醫藥或醫療的民粹主義，他把醫療這件事很簡化的做政治操弄，擴大讓整個民眾能夠隨之起舞，變成法律的一個秩序本身，這是很值得警醒的。

而這種做法其實一部電影叫《冰毒》(Ice Poison)，也是關於藥物的電影，那為什麼要叫冰毒呢？因為安非他命像冰塊一樣。那導演叫趙德胤，電影裡面就在講緬甸的這個狀況的。
我想講的是，剛講分類學裡面很重要的子題，不只是在政治上，他顯現出來的是城鄉差距跟性別，那我先講城鄉差距的例子。剛剛緬甸冰毒的例子，在電影裡面男主角他是個山上農人的孩子，他爸爸在一開始就開始問A、B、C說，你的孩子出去城市工作之後回來了嗎？工作好嗎？要找什麼工作？我們家孩子也大了、要去城市工作了，A跟他說他孩子就是回來之後就失智了，然後有點恍神不知道在幹嘛，阿呆阿呆的；B跟他說他的女兒出去賣淫了；那C說他兒子沒回來了。在那個故事裡面他的爸爸還是很勇敢的說，你既然要去城市闖蕩我幫你買了一個鐵馬，我把我的馬、我的牛賣掉讓你去買鐵馬，去城市有scooter可以去載人，大家知道在那個還沒有這麼多汽車普及的國家會用汽車的載人的計程車並不常見，大家都是用摩托車載人。
那男主角本身不是一個很會招攬客人的人，他因此找不太到工作，他後來只載回一個叫做三妹的，吳可熙所飾演的女主角，回到那個城市裡到處去賣冰毒，他鋪了一個愛情故事在裡面，但背後影響的是Shabu或是安非他命、冰毒這件事情，他在城鄉上面所顯現出來的結果是，對於城市的人來講，他需要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去使用藥物，而農村的力量進去卻無法改變這件事情，那電影的最後結果是，他回到山上，他把他的scooter賣掉換回那隻牛，在山上把牠燒了，那代表著什麼？代表的就是他還是沒有辦法解決他生活中的困境，就是在這種毒品政治裡面很常見的大城鄉發展的問題。

《毒裁夢魘》劇照，臺灣國際人權影展提供

第二個是在性別上的問題，大家應該知道安非他命用藥有跟同志用藥有點關係，也跟他們用藥文化有關，而在國外研究也指出這樣的區別跟隔離化也變成是一種同志的歧視跟不當的對待，那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太多講。

那來講沙霧例外主義或者說安非他命例外主義，他藉由某種程度扭曲科學事實的方式建立起某種法外空間，在政治操作上達到政治家所要達成目的。那我們往下，這樣的做法其實我們還是會想說到底為什麼會發生？我們現在還是面臨一樣的情形嗎？我們還能不能做些什麼？那必須跟大家講是現實還是蠻殘酷的，杜特蒂還是受到不少人的支持，可是他在2022年他不能去選了，所以他現在推他的女兒Sara出來選，那Sara的民調也蠻高的。副總統在前陣子，幾個月前有出來說他也要出來選，那看來也是有機會再代表自由黨一搏了。那不管如何我想講的第一點是說現在還是如此，那為什麼他會發生？大家上網查杜特蒂會找到一些文章，就在探討杜特蒂這種看在西方是非常違反人權的作法，為什麼受到當地人的支持？我覺得這個需要更多人類學的研究，去真正理解當地的文化怎麼去跟這件事情交纏在一起，他也跟整個後殖民的情境有關，殖民之後當地政治體系跟破損的這些互信，還有貪污的政府體制。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在至少我比較熟悉的敘事犯罪學去看，有幾篇文章在講說杜特蒂如何在政治的修辭上面讓他能夠獲得民眾的信任，他們說法是因為在毒品戰爭這個修辭不是杜特蒂創造的，他最早是尼克森，再更早在雷根，他們在美國的時候，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們用毒品戰爭來指射一群人是我們要對付的對象，那這樣的對象的修辭其實他們會用幾個道理，例如說他是萬惡不赦的、他是需要被對抗的、有善惡二元對立的，這幾個敘事再加上他一個非常鐵腕的人會贏得出人民對毒品的怨恨，那有交纏出一個非常關鍵的東西，至少在研究指出的是，當地的民眾為什麼會支持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對於馬尼拉本身有很多平民的這個環境非常不滿。

真相就在很早以前萬華有無家者在路上休息的時候，當時有個市政府議員叫應曉薇，他拿了水注要噴大家嗎？就是因為他們想像中城市的樣貌不應該這麼的骯髒、混亂，那他為什麼會贏得支持？就是有人會覺得對於安全感跟乾淨的需求是需要被滿足的，而這滿足正好就是政治家為什麼會當選、會贏得這場勝出的原因。但我也無意說這種安全感不需要被滿足，因為我們如果否定了他人的需求是無法解決問題的，但重點是我們在道德上或是我們想像中好的政治情形和對人的理解跟寬容還有互信之下，我們或許可以做出一個自己心中的理解跟判斷。

那其實對我們在海外的人權工作者或者說關心這些議題的夥伴，我們都做些什麼，因為在整個國際敘事裡還是可以找到法律或國際法來進行制裁或處理，但這件事情不好處理的原因，因為他不是一個違反人類罪。「違反人類罪」通常是種族屠殺，像新疆可能會有嫌疑，或更早在中亞的一些國家。可是毒品他是一個法律上說你第5條、第11條採取重罰的規定，他不是一個真正沒有法律的地方，這就是片中最可怕的地方、最危險的地方。最後那群人權工作者希望把人救出來，而救不出來的原因是因為有法律送去監獄，那個情況之下它算是一個違反人類罪嗎？這大家如果查詢違反人類罪、杜特蒂、毒品很多文章在探討這件事情。

因為杜特蒂上台之前就已經通過了，他們有加入《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那羅馬規約是ICC（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才能夠介入制裁的重要條文依據。那ICC在2018年的時有位檢察官來做提起的初步調查，但杜特蒂在2019退出了ICC讓大家無法繼續調查，因為退出後就不受拘束所以就沒辦法做調查。
但在今年的9月，那個即將退休的檢察官在初步調查結束後就發現有問題，所以在他退休之前趕緊提了一個訴訟送到ICC，那ICC決定要介入調查，提出他們的訴訟，那在介入的過程中ICC很辛苦，因為在當地取得證據非常不容易。

我講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在毒品戰爭最難的地方是這些貧困的、需要幫助的人他生活都來不及，還跟你玩這個紀錄、還可以跑文件、還可以調查，這對人權工作者協助國際刑事法院或國際特赦組織調查是最困難的地方。那第二個原因是，這樣的情形之下其實他沒有政治上面的動力，因為在杜特蒂的治理之下，他們還是獲得了一定的選票，他沒有辦法形成一個政治上的動力去影響整個決定，所以也造成不容易隨行他人政策的重要原因。那第三個原因是，因為人數上實在太多了，在毒品戰爭裡面太多人被遇害，不像反恐戰爭數量上那麼急劇差別，其實人權工作者像我們司改會幾個同仁，假如我們在當地有這個聚落，要去做這個改變，要去做紀錄，除了生命危險之外，光人力也不夠。
所以在這三個情形之下其實人權工作者要介入非常困難，那我也查一下各國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很可惜的是中國跟俄羅斯完全支持禁毒戰爭，因為中國本身也是這樣對自己的國家的，那美國、英國、法國呢？他們確實會關心這件事情，但是因為受限貿易跟雙邊條款的原因他們也沒有這麼積極。因為他們是個民主國家，他如果不是民主國家，他們介入還有些理由，這是個最弔詭地方，民主國家所顯現出來的非法行為，我們卻無法用很好的方式去處理他，就是最後導演所提出的最終極的扣問。那扣問其實是對人權工作者最困難的一個議題，大家有如果有興趣可以看國際特赦組織他們有做些報告，他們就在冒著生命危險去做這些調查，非常的辛苦。

大家印象中一開始的那個畫面，在這個棺材上的小雞，他認為小雞是有力量可以去啄傷Aswang的。那我覺得是有機會，即便人權工作者看起來很微小但在這些努力之下，最後電影的敘事還是很樂觀提供一個方向，那個男主角回到了家裡，他爸爸媽媽雖然很辛苦但他們還走道路上，那人權工作者雖然很灰心他開著車往下方走去，但是他們說只要我們願意直視那個怪物的眼睛就有機會造成改變，那這個改變其實也是大家能夠一起參與，很重要的一個推力。
我們願意關心在海外的連署活動、我們願意去採取行動，即便力小，但是我還是可以做很多改變。電影裡或許可以跟大家多分享的是，他敘事的手法跟後來在Netflix上映的影片，也是在講菲律賓本身的毒品政策，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視角，那視角呈現出電影關懷者的關心也是我們很值得討論的地方。

今天想要再分享的是，藉由電影，有這個機會我們可以去拆解毒品敘事的建構過程，我們藉由Aswang這個比喻，去了解在菲律賓當地是怎麼採取這些警務行動，對於脆弱的社區造成嚴重影響，乃至於下一代的這些風險。它是不是一個好的刑事政策，能夠回應他們所關心的毒品問題或藥物問題？那第二個是我們藉由沙霧例外主義，就是安非他命特別嚴重的情況下面所創造法外空間，他到底是怎樣被運用變成政治家的利益而不是真的要解決問題的做法，乃至於最後我們講人權工作者或者是對杜特蒂在當地為什麼要支持在西方敘事以外，我們會以人類學的視角多了解他所發生的文化脈絡進行一些對應跟處理，但除了這些採取的方式之外，或許人權工作者還是有他的工作，在這個敘事裡扮演小雞的角色去直視Aswang的眼睛造成一些改變。

大家回去如果關心菲律賓的毒品政策，你可以在臉書跟大家講說可以看電影之外，我覺得也可以去看看每個導演怎麼去講毒品戰爭，這個導演是一個紀錄片導演，他用血淚去鋪陳了這樣的故事，但是有些導演的做法不一樣。

像Brillante Mendoza，一位非常有名的菲律賓導演，上面有提到他的作品《私法拘留》(Ma' Rosa)，因為那個女主角(Jaclyn Jose)後來得坎城的最佳女主角獎，所以受到注目這樣子。之後他拍了個影集《藥命哀歌》(AMO)在Netflix有上映，他是第一個Netflix跟菲律賓合作的影集。他後面是非常可怕的敘事，Mendoza試圖用比較晃動的視角去講整個慌亂的城市。大家知道看電影，看王家衛的電影或看不同人的電影，他不同的那個攝影鏡頭，Mendoza是在腰部這邊去拍攝的，去看整個世界，你可以看到是他可能要隱喻的是小孩子，如果他是個受壓迫階級如何去看待不同的世界。
在13集的內容裡面他用很凌亂敘事把每一個人都逗點化、扁平化去講每一個人，包括不管是毒梟、販賣者、閱讀人、用藥的人還是警察，非常明確地去講毒品政治的內容，Mendoza這個做法引來很多人批評，上映不到一個月，收到13個人權團體寫信到Netflix要下架這個影片。

因為他其實某種程度他扭曲或者讚美了杜特蒂，說杜特蒂的毒品戰爭是好的、是有效的，他們確實有很多壞人，但Mendoza否認這件事情，他說確實有這樣情況嗎？那到底什麼情況是真實的，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了解。但是我們可以知道Mendoza他立場是不是完全不偏不倚呢？至少在網路上的公開資訊顯現出Mendoza幫杜特蒂寫過國情咨文兩次，所以每個電影都有他的政治觀點，那這是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一定要注意的。有人在早期的電影裡頭說，電影的鏡頭就像是個刀、是個箭、是個槍，他指著人逼視去看到一些事情，那同時也殺害了或改變了事情，大家可能沒辦法直接為菲律賓做些什麼，或許我們可以介紹附和我們政治觀點的立場，去跟別人分享菲律賓在發生什麼，那願意關心，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起點，這是一個剛剛延伸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謝謝。

《毒裁夢魘》劇照，臺灣國際人權影展提供

提問一
我想問其實毒品的問題不是只有在開發中國家才有，對那像已開發國家最大的美國，甚至是臺灣目前都還是很有很嚴重的毒品問題。那我想問可不可以簡單說一下對於臺灣本身的毒品政策有沒有什麼想法？

提問二
那我順這個脈絡補充問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其實之前也有在討論的另外一個方向是「毒品除罪化」這個雖然是毒品戰爭的影響，我想問對毒品除罪化的看法？在整個脈絡裡面是支持或反對或是有其他的看法？

林俊儒
來司改會之前擔任兩年的刑事律師，主要處理藥物毒品相關案件。所以對這議題在念政大研究所的時候很關心所以就寫了毒品政策的論文，那博士班現在也是研究這個題目。
我先簡單跟大家講一下現在臺灣毒品政策，臺灣毒品政策其實也可以細想，像剛才問說要除罪化，我們要先問說有哪些行為？毒品政策有很多行為，例如說販賣、運輸、施用還是持有，就是每個行為態樣都不太一樣。

那我就想分兩個點來講，第一個是施用毒品的人跟販賣毒品的人。大家想像中販賣毒品的人是怎樣的人呢？販賣毒品的人是不是毒梟？有可能。有可能是毒梟，那也有可能很多的像裡面的劇情的內容是需要協助的人，或者他其實是比較中低階層貧困的族群這樣子或者是階級，那這些階級的人他們用藥文化有很多特殊的不同的理解，例如說剛剛講的工地的用藥文化，我偵辦過的案件，工地用藥裡很多還有團購的行為，大家如果看《做工的人》裡面阿欽他們在除了用藥之外，其實很大程度是會團購買安非他命。如果你團購東西怎麼可能不會收點傭金，或幫忙跑腿的費用，這也很常見。那幫忙收跑腿費用跟傭金的人就被當作販賣毒品，因為他有收到利潤，這是販賣。
那大家知道安非他命是二級毒品，在臺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二項的規定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那我們想要第一個指出就是販賣毒品的人他的大跟小，目前刑事政策的理解其實是有很大的出入。在美國、英國研究也指出說，英國施用毒品的人請他供出他的毒品來源，50%是都他朋友，所以其實毒梟不是那麼多，也不太好抓。電影裡面有講到，為什麼你都沒有抓這些毒梟？你抓的是這些窮人、使用毒品的人，因為總是在警察執法下面窮人是最好伏法的。

所以第一個想講的事情就是說，我們新政策把毒品預設是一個要對付毒梟的條例，在販賣毒品罪用那麼重的刑罰，那跟現實是有很大的背離的。販賣毒品的這件事情在罪刑法定上面或罪刑相當的原則裡面，可能是有可以考慮的地方。

《毒裁夢魘》劇照，臺灣國際人權影展提供

再講一個第二個例子除了就是罪刑相當之外，販賣毒品罪有很多行為。去販賣是要怎麼樣算著手？其實在法律上面有很複雜的認定，那跟大家講的是我簡化過的。
你傳一個貼文，上面有講說夏慕尼，那1號套餐3200、2號套餐2200，那這個貼文你傳給LINE的好朋友，後來抓到那個人說他有跟你買毒品，然後他供出毒品來源，這個時候法院就有很可能因為這樣判你是販賣毒品罪的著手。大家會覺得：「欸？這樣算著手嗎？」
現在新的見解，大法庭見解就是採的說法是認為說毒品危害甚大，所以這樣的情形就是有可能造成不特定或特定的人販賣毒品行為的擴張，所以大法庭的見解是這樣採取著手認定的，大家如果看過大法庭的裁定會覺很荒唐，裡面當時的鑒定，教授就說這應該就是我們所謂的marketing行銷行為，我把行銷行為當作是販賣行為的著手，這個在商學院上面真的是說不通。
因為假設我貼個貼文算販賣的話，那到底行銷算什麼呢？商學院的邏輯在這邊都崩毀了，那其實在講的是，因為對毒品有特別的情懷、擔心跟恐懼，所以才會在法律政策上面有這樣的司法裁定跟判決。所以在販賣毒品只有舉兩個例子，一個是罪刑相當，一個是在著手認定上面，顯現的荒謬行為。

那另外一個講的施用毒品的話，施用毒品的人很多，有不同施用的形象。有部電影叫《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Oslo, 31. august)，這是非常好看的電影，他講的是在奧斯陸這個北歐的國家，一個戒毒的人從勒戒所出來，那他想說我在8月30號這天重新開始做人，那女友說要來接他但是電話都沒接。那後來他去找他的姐姐，姐姐說要幫他辦party但是也沒有出現。後來他就去找他的朋友廝混，但朋友也不理他，後來找到他的堂哥，他堂哥跟堂嫂就在家裡面，堂哥一直在說教，後來堂嫂就忍不住跟堂哥說人家在跟你吐露心事，但你講很多名言幹嘛？
對於戒毒的人要回到社會來講是很困難的事情，那最後他不知道去哪裡，他也找了工作，但他又沒辦法好好認真，因為他發現主管對他有些歧視跟誤解，他一個人走到了公園街口，躺在草上睡著了，他起來才發現天色有點晚，然後一起去玩的這些人都不見了。你在生命中一定有感受到類似的狀態，就是你曾經想要跟大家一起做很多事情，但是哪一天突然被落下了，好像那些熟悉的人沒有這麼重視你了或者是你覺得你好像是多餘的，我覺得大家在生命中可能有遇到這些陷落和不舒服的時候。
那個主角，昂納許，就是在這樣情況下面感受到，他在8月31這一天就跟8月31本身一樣是好像是多餘的，多一天那個多餘就像他生命中所在面臨的狀況一樣，那講這個是講施用毒品確實造成有一些在生命或者是身體上面的風險和危險在不當用藥情形之下，但是如果在我們社會還沒有好好接住這些人的時候，回到社會這些困難沒辦法解決，你怎麼可以期待他不再去用藥呢？他那麼辛苦、困難一次一次的嘗試去愛人，去想要嘗試的時候，沒有人接住他的時候，最好的方式是物質上讓自己舒服一點啊，那更不用說這些物質其實有時候不會反而背叛他。

所以我想講的是販賣毒品跟施用毒品這兩件事情就可以稱顯出臺灣的刑事政策，或是國外刑事政策上要想的，第一個是他罪刑有沒有相當？第二個是我們回到社會來講，到底施用毒品的人有沒有受到很好的幫忙跟協助？像Carl Hart講的，大家有興趣自己看那本書，他講了很多如果在深思明辨下面用藥，其實是一個他認為可以的權力。如果我們不要採用他的立場，其實光講用藥安全這件事情就很重要，就是說最容易造成死亡的原因不是用藥的毒品本身，而是你過量用藥 OD(overdose)，或讓你混了雜質打進去之後發現是假的，這是這是死亡最常見的情形。或者你不知道用藥情況，大家知道很多用藥者會嘔吐，那如果平躺睡覺的話會噎死，所以你要側邊睡。那這些東西我們不會教，因為我在禁毒政策裡面不會講這件事情，藥物安全教育或藥物安全的方法，其實是比起用藥或是藥物本身的風險還要更值得去注意的。

用這兩個例子回應剛剛的問題，那至於毒品除罪化的話我們看哪個藥物去做什麼樣的行為除罪化是比較精準的，而除罪化要考量不只是在法律政策上面罪刑相當的的問題，要考量公共衛生上面，很多公共衛生會擔心，如果我們除罪化之後或藥物盛行，這是風險預期的提醒也是很重要的考量，而這個考量也是我們必須要去想怎麼樣採除罪化的立場，漸進式的、去配套式的除罪化。

即便是葡萄牙，他們的規勸委員會也是花了一點時間成立起來，之後漸漸在少量持有的情形、或少量販賣、少量運輸、少量用藥的情況下面，若干程度的去刑化，那是一個階段的過程，是一個理解的過程。那我想講的是，毒品政策的改變就像是我們每次都會有點失敗的感覺、或者是不成功，那這不成功其實跟用藥一樣，我們跟物質相處、跟人相處都有一些挫敗的經驗，而在這些挫敗的經驗中我們可以學習、去理解，然後去知道這挫敗其實也沒什麼，你一天用藥變成三天用藥已經變成進步了，而這進步就是我們認為，包括人權工作本身可以往前很大的動力、很大的想望來源，謝謝。

延伸閱讀

林俊儒/菲律賓的毒品戰爭：從電影《毒裁夢魘》談起 獨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