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講座我們邀請到林瓊嘉律師主講、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杜瑛秋與談，在上半場林律師從社工的角度出發，分享在醫療院所、警察機關、法院、性侵害防治中心等保護機關在處理案件的過程中，需要被注意的程序及應避免的疏漏。
講座下半場杜執行長從被害者的立場出發，說明在遭受性侵害後對被害的身心影響，顛覆在父權社會下理想化的「完美的被害人」，讓我們理解受害者在事發及事後的反應，破除一般對於性侵害案件的迷思。

法律上的判決以及針對加害人的懲罰，對於勇敢走上法庭的被害人而言十分重要，不僅是起到懲罰的作用，更能夠撫慰被害人的內心。然而，在現行的司法系統中，對於性暴力被害人的理想形象正影響查案、判案的過程與結果。

在我自己的服務過程中，發現蠻多的被害人是想通過司法來證明自己被侵害的事實，司法能不能還我公道、證明我講的是真的，對被害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杜瑛秋　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

在性侵害案件發生的當下，被害人的反應因人而異，然而在對外求助、維護權益的時候，都遇到了同樣的困境：因為不符合被害人的理想形象而受到質疑，甚至開始自我懷疑。
為什麼你的反應不「典型」？為什麼你的衣著「不正經」？這些來自社會的質疑或觀念，導致被害人在案發後因為擔心被指責或已經被指責而不敢求助，只能保持噤聲。

挺過譴責的風浪，進入司法程序的被害人原以為可以透過司法伸張正義，卻沒想到自己還停留在「父權下理想被害人形象」的濃霧中，在調查審判的過程中一再承受巨浪侵襲，法檢考量案發事實、事後反應、提告動機都可能受到「理想被害人形象」的影響，導致訟訴結果不如人意。

「在看一個事件的時候，要從事件的脈絡、被害人處境去調查，而不是只有看到事件的本身或結果。」—杜瑛秋　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

而責怪被害人的聲音或對訴訟期望的破滅，導致被害人陷入懊悔與自責，最後再次回到噤聲的困境，形成一個有害的循環。在107台上887號判決中明確指出：「所謂理想被害人形象，僅存在於父權體制之想像中。」如此的性別想像，對於訴訟結果及被害人身心傷害和生活影響甚鉅。

受到「理想被害人形象」影響的觀念及判斷，不僅加深被害人內心的傷痛，更可能因此讓加害人有機可乘。林律師指出，性侵害加害者絕對不會只侵害一次，也絕對不會只侵害一人，性侵害的再犯率是最高的，因此不應該被姑息。
破除對性暴力被害者的理想形象，不僅能夠保障被害人權益，是治癒內心傷痛的良藥，更可以伸張正義，防止加害人再向下一個受害者伸出魔爪。

大眾對於性侵害案件有既定的認知，然而其中許多需要視個案而調整。「理想被害人形象」影響我們對於案件的想像，諸如：加害人形象，多數會認為沒有工作、處在社會底層的人才會成為加害人，實則並非如此。實體性暴力事件的加害人以熟人占大多數，大多是採漸進式、隱密、透過權勢關係進行侵害，加害人可能認為自己有控制被害的權力或濫用被害的崇拜、信任來實施性暴力。案發地點亦常被誤以為發生在公共場合者占多數，實際上性犯罪通常選擇在較為隱密之處進行，造成取證的困難。

被害人案發當下和事後的反應則是誤解最容易發生之處。在事件發生當下，被害人可能因為恐懼而陷入解離的狀態，導致被害沒有辦法逃離現場或站立，卻可能因此被曲解意願，杜執行長的實務經驗中許多人當下沒有勇氣拒絕，但沉默絕不代表同意。在事發後，許多被害人因責怪自己或當下慌亂，可能會將證據破壞，導致後續取證困難。可能就會因證據不足而不起訴。

因為被觸摸胸部，被害人覺得衣服髒了、好噁心，當下把衣服脫了洗，洗了非常多次，因為覺得衣服髒了一直洗不乾淨。去報警後警察說要不要把衣服帶來做測驗，但洗了那麼多次後測不出來了，這樣證據很難取得。—杜瑛秋　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

被害人事後的反應也經常會受到質疑。如：沒有中斷與加害者的聯繫，卻可能是因工作而無法中斷聯繫；前後陳述不一致，可能是因創傷事件導致記憶混亂；沒有第一時間報警，很可能是礙於外界眼光或尚未從震驚恐懼中恢復，當這些被害人被認為要展現出的「典型」反應沒有發生時，被害人時常會受到另眼相待。

決定走上法庭後，被害人提告動機更會被進一步檢視。杜執行長在實務經驗中曾遇過的質疑如：透過性侵案件影響對方選舉、升遷、爭取監護權。我們應該要記得，在被害的角度中，並沒有必要賠上自己的身心來影響他人。

這些「理想被害人形象」使訴訟不順，更讓被害人在尋求公道的訴訟過程中受盡質疑與不信任，更甚則在最後得到不理想的訴訟結果，受到嚴重的二次傷害。要改善這樣的狀況，非當事人的我們要記得，不應以主觀角度判斷被害人的反應與所作所為，應該要進入事件的脈絡去判斷，才能最大程度保護被害人。

在啟動審判後，從報案驗傷，到法庭作證，都需要被告參與，過程中如何保護被害人，是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調查過程中不斷重複講述案發經歷對於被害者是又一次的傷害。為避免重複陳述創傷，可以申請社工評估進行一站式服務，由社工陪伴到醫院驗傷，檢察官、警察亦在醫院進行訊問，降低對被害人的二次創傷。
在法庭上或訊問時，法官與檢察官經常會對被害者提出質疑：「為甚麽不抵抗？」「為甚麽不呼救？」。若是在此階段，司法人員能夠用充滿友善及溫暖的態度去訊問被害者，即便最後訴訟結果不如理想，也能減低對被害人造成的二次傷害，甚至能給予他們再次振作的力量。

近年來科技發展迅速，匿名平台與網路交友的盛行讓性暴力的形式亦加入數位性暴力，更成為跨國際的性侵案件，是不可忽視的問題，更提醒我們在情侶相處、網路交友時提高警覺、小心警慎保護自己。
杜瑛秋執行長表示6、7年來婦援會總共服務總共655位數位性暴力受害者，發現數位性暴力的發生者從情侶、前伴侶擴大到網友。

情侶在親密關係當中透過合意、偷拍、偷攝來取得伴侶的性私密影像，再然後用來威脅、恐嚇甚至直接散布到無國界的網路上，對被害人的造成很大的傷害。而近年來網友則會透過一定的說詞及騙術，取得他人的性私密影像，若是散布在較多境內使用者的網站上，也會對被害人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慰安婦」阿嬤們是軍事性奴隸制度的倖存者，最初阿嬤們可能因雜工等工作機會、認為可以改善家庭經濟而受騙，自願去往海外工作，然而在到達當地進入人生地不熟、孤立無援的狀態後，日軍才圖窮匕見，剝奪阿嬤們的自由與尊嚴，強迫阿嬤們進行性行為。

然而在往後的日子裡，阿嬤們卻因最初自願出洋而被認為全部的遭遇皆是自願而為之，遭受社會的不理解與旁人的不待見。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應當是自事件的脈絡來判斷，阿嬤們的遭遇與現在的人口販運幾乎是一樣的，並不能將最初同意出海、簽下契約的意願套到整個過程當中，而事發當下及事後的反應和意願，更受到戰爭的影響和日軍的威脅控制。
透過司法審判，我們亦希望為阿嬤們爭取公道，讓這段悲哀的歷史被正視，成為向前邁進的動力。

講座結束後，我除了認識到性侵害案件的救助管道與程序外，也顛覆了許多對於此類案件的想像，而我亦意識到，雖然無法在短時間內去除社會對於性暴力事件的想像，但我可以做到的是在身邊人受到侵害時，不用自己的主觀視角看待每一個案件，而是展現出理解、陪伴與傾聽，避免加深傷害；用關懷和接納，慢慢淡化「父權下理想被害人形象」的濃霧，避免不幸的受害者陷入不敢發聲的困境，打破充滿傷痛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