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國家都有重要的人權轉型過程，德國在推倒柏林圍牆後，開始進行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的轉型正義教育，台灣在1995年將2月28日訂為和平紀念日，對228事件進行反省，並於2018年成立促轉會推動台灣轉型正義，可惜因為台灣政治對立過度嚴重而讓促轉會在充滿爭議下解散。不過整體而言，全球對人權的重視和保護，已經是不可撼動的普世價值。

世界大同終究只是理想，人權看似理所當然，但在部分國家卻是奢侈難求。這也是為什麼國際間存在著許多重要的人權倡議組織。

2022年的228，我正在前往阿富汗採訪的途中。我曾經分享過，在飛往喀布爾的班機上，隔壁坐了個移居英國念書的小夥子，他聽到我要到阿富汗採訪，隨即說出我可能會命喪坎達哈，因為當地是塔利班的天下，就連阿富汗人都會怕。但我無意增加讀者對塔利班的負面印象，只盼更多人透過報導，對阿富汗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塔利班掌權下的司法制度讓我印象深刻。我曾經在坎達哈的街頭，看到一群人在大馬路中間拿著一疊紙張，四周不少人圍繞著，我好奇地問當地嚮導，他說他們在「登記報案」，只要有人發生衝突，能夠先行登記，把事件和指控的人物寫下來，讓這些協助登記者送到警察局，再由警察「傳喚」各方當事人面對面對質。

我們的採訪行程之一，就是進到警局看看當地的「司法調查」。我們被帶進一間昏暗空曠的房間，裡面的人群席地而坐，分成了很明顯的三組。每一組人中間都有一位「警官」，聽著各方人馬的陳述意見，所有人都講完後，再由警官做出最後的裁定。

這就好像回到了早期的部落文化，部落長老們是部落大小事的最終決策者，也是衝突的解決者，這些部落長老的權力來自於傳承、祖先的智慧、以及族人默許的共識，鮮少有人反抗，或是認為長老們是錯的。在阿富汗，這些地位崇高，能依據律法做出判決的人，被稱為「穆拉」。

塔利班重返執政之後，穆拉的制度取代了阿富汗歷經將近二十年建立的司法制度，律師、法官不但再也發揮不了作用，過去曾經經手過塔利班成員案子的律師和法官甚至成了被報復、威脅的對象。

根據民間司改會和其他國際人權組織整理的資料，阿富汗獨立律師協會在2008年成立，有超過6,000名成員，其中女性大約1,500人。他們負責監督律師執照的發放，推動阿富汗當地法律制度發展。但是在2021年8月塔利班奪回政權後，一夕丕變。將近20年的司法系統幾乎崩壞，回到了伊斯蘭律法決定一切對錯的時代。許多律師和法官從正義秩序的維護者，淪為被迫逃亡海外的受難者。

日前透過民間司改會的安排，有機會和一名阿富汗律師Rafi對話，他目前正在歐洲以難民身分接受庇護。

Rafi就是阿富汗獨立律師協會成員之一，在2014至2017年期間，他參與了「北約與阿富汗大學生跨文化對話」計畫，也長期協助阿富汗國內的司法制度建立，不過就在塔利班統治阿富汗之後，他的人生徹底翻轉。當時有上萬人急著想要跟隨西方軍隊一起撤出阿富汗，其中不乏前朝官員、曾經的司法人員、各種從事與塔利班律法有衝突工作的人，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Rafi因為和北約長期往來，因此很幸運地被北約放進了撤離名單中。

Rifa帶著妻兒離開阿富汗，但他的母親和兄弟以及其他家族成員都留了下來，也因為這樣，Rifa並無法安心度日。塔利班拿下喀布爾後，開始對律師協會進行搜索，處理過人權、女權等「敏感」案件的律師，都是塔利班的肅清對象。留在阿富汗的律師，執照幾乎都成了廢紙，「尤其是女性律師，不但失去了工作，更喪失了自己的人生。我的家人也因為我的關係，被迫不斷搬家，不讓塔利班掌握行蹤。」Rifa告訴我，許多人為了躲避塔利班的威脅，居無定所。

這情景讓我想起在阿富汗採訪的女權運動者，她也曾經是電台記者，對各種自由保持憧憬，塔利班執政後曾經幾次和朋友們走上街頭爭取婦女權益，但終究難以抵抗塔利班的強勢。她的許多朋友都曾經被逮捕拘禁，這對她而言是個沉重的心理壓力，她同樣每隔幾天就要換一個住處，她使用的通訊軟體，必須開啟自動刪除對話的功能，想盡辦法不讓塔利班有機會盯上她。

精神壓力的痛苦並不輸肉體上的折磨，這是阿富汗律師所面臨的處境。根據統計，塔利班執政後已經有7名律師遇害，將近150位律師遭到逮捕或是接受調查，但是這些律師們卻求助無門，尤其是烏俄戰爭之後，全球資源流進烏克蘭發生的排擠效應，許多同樣需要各項國際援助的國家幾乎遭到遺忘，再加上阿富汗因為塔利班被西方國家制裁，導致阿富汗的人權庇護和救援也遭到各國政府拒絕。

很多正義的促成是來自於民間機構的力量，比利時律師Aurore Lebeau在2023年1月24日的「國際危難律師日」發起了對阿富汗律師的聲援活動，「塔利班執政後對許多律師發動報復，有部分律師遭到殺害，多數被迫隱身躲藏塔利班的追查，他們時時刻刻活在危機之中，有少數幸運的律師逃了出來，但很多人還被困在阿富汗，我們必須喚起大家的注意，讓阿富汗律師獲得協助。」Aurore Lebeau在受訪時對阿富汗律師同業的安危有高度的擔憂。

聲援活動在歐洲不同國家展開，包括荷蘭、法國、愛爾蘭、比利時等，台灣的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也加入連署，在國際人權行動中提供更多資源協助，讓阿富汗律師的處境被更多人看見，當官方管道窒礙難行之時，民間的作為就更為可貴。

不過這並非一時半刻就能達成的任務，國際危難律師日創辦人Hans Gaasbeek告訴我，會成立這個人權活動是為了紀念1977年1月24日在西班牙馬德里發生的阿托查屠殺事件中，四名律師和一名同事遭到殺害，因此定這一天為「國際危難律師日」，而「危難律師聯盟」從最初2-3個組織的串聯，到現在全球已經有超過40個團體加入，每年聲援不同國家的危難律師。

因為我曾經到過阿富汗採訪，對於塔利班統治下阿富汗人民的現況感受特別強烈，這是一個被政治、經濟、宗教意識困住的國家，全國人民有八成以上生活在貧窮線下，但是塔利班政權和西方制裁這兩道枷鎖，壓得阿富汗人毫無翻身機會。本以為阿富汗可能長時間在國際議題中被邊緣化，所幸國際危難律師聯盟看到了當地的危急狀況並採取行動，我認為這項訴求需要被更多人看見。

台灣近幾年來在國際援助議題上屢屢成為重要角色，或許是因為長期遭到特定的國際打壓，因此對於弱者更能感同身受，在阿富汗危難律師的人權聲援上，台灣更不該缺席，因為在我們的歷史上，也正是挺過了人權危機，才有現在的民主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