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權發聲 助阿富汗危難律師重生
2023-3-02
許多國家都有重要的人權轉型過程,德國在推倒柏林圍牆後,開始進行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的轉型正義教育,台灣在1995年將2月28日訂為和平紀念日,對228事件進行反省,並於2018年成立促轉會推動台灣轉型正義,可惜因為台灣政治對立過度嚴重而讓促轉會在充滿爭議下解散。不過整體而言,全球對人權的重視和保護,已經是不可撼動的普世價值。
世界大同終究只是理想,人權看似理所當然,但在部分國家卻是奢侈難求。這也是為什麼國際間存在著許多重要的人權倡議組織。
2022年的228,我正在前往阿富汗採訪的途中。我曾經分享過,在飛往喀布爾的班機上,隔壁坐了個移居英國念書的小夥子,他聽到我要到阿富汗採訪,隨即說出我可能會命喪坎達哈,因為當地是塔利班的天下,就連阿富汗人都會怕。但我無意增加讀者對塔利班的負面印象,只盼更多人透過報導,對阿富汗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塔利班掌權下的司法制度讓我印象深刻。我曾經在坎達哈的街頭,看到一群人在大馬路中間拿著一疊紙張,四周不少人圍繞著,我好奇地問當地嚮導,他說他們在「登記報案」,只要有人發生衝突,能夠先行登記,把事件和指控的人物寫下來,讓這些協助登記者送到警察局,再由警察「傳喚」各方當事人面對面對質。
我們的採訪行程之一,就是進到警局看看當地的「司法調查」。我們被帶進一間昏暗空曠的房間,裡面的人群席地而坐,分成了很明顯的三組。每一組人中間都有一位「警官」,聽著各方人馬的陳述意見,所有人都講完後,再由警官做出最後的裁定。
這就好像回到了早期的部落文化,部落長老們是部落大小事的最終決策者,也是衝突的解決者,這些部落長老的權力來自於傳承、祖先的智慧、以及族人默許的共識,鮮少有人反抗,或是認為長老們是錯的。在阿富汗,這些地位崇高,能依據律法做出判決的人,被稱為「穆拉」。
塔利班重返執政之後,穆拉的制度取代了阿富汗歷經將近二十年建立的司法制度,律師、法官不但再也發揮不了作用,過去曾經經手過塔利班成員案子的律師和法官甚至成了被報復、威脅的對象。
根據民間司改會和其他國際人權組織整理的資料,阿富汗獨立律師協會在2008年成立,有超過6,000名成員,其中女性大約1,500人。他們負責監督律師執照的發放,推動阿富汗當地法律制度發展。但是在2021年8月塔利班奪回政權後,一夕丕變。將近20年的司法系統幾乎崩壞,回到了伊斯蘭律法決定一切對錯的時代。許多律師和法官從正義秩序的維護者,淪為被迫逃亡海外的受難者。
日前透過民間司改會的安排,有機會和一名阿富汗律師Rafi對話,他目前正在歐洲以難民身分接受庇護。
Rafi就是阿富汗獨立律師協會成員之一,在2014至2017年期間,他參與了「北約與阿富汗大學生跨文化對話」計畫,也長期協助阿富汗國內的司法制度建立,不過就在塔利班統治阿富汗之後,他的人生徹底翻轉。當時有上萬人急著想要跟隨西方軍隊一起撤出阿富汗,其中不乏前朝官員、曾經的司法人員、各種從事與塔利班律法有衝突工作的人,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Rafi因為和北約長期往來,因此很幸運地被北約放進了撤離名單中。
Rifa帶著妻兒離開阿富汗,但他的母親和兄弟以及其他家族成員都留了下來,也因為這樣,Rifa並無法安心度日。塔利班拿下喀布爾後,開始對律師協會進行搜索,處理過人權、女權等「敏感」案件的律師,都是塔利班的肅清對象。留在阿富汗的律師,執照幾乎都成了廢紙,「尤其是女性律師,不但失去了工作,更喪失了自己的人生。我的家人也因為我的關係,被迫不斷搬家,不讓塔利班掌握行蹤。」Rifa告訴我,許多人為了躲避塔利班的威脅,居無定所。
這情景讓我想起在阿富汗採訪的女權運動者,她也曾經是電台記者,對各種自由保持憧憬,塔利班執政後曾經幾次和朋友們走上街頭爭取婦女權益,但終究難以抵抗塔利班的強勢。她的許多朋友都曾經被逮捕拘禁,這對她而言是個沉重的心理壓力,她同樣每隔幾天就要換一個住處,她使用的通訊軟體,必須開啟自動刪除對話的功能,想盡辦法不讓塔利班有機會盯上她。
精神壓力的痛苦並不輸肉體上的折磨,這是阿富汗律師所面臨的處境。根據統計,塔利班執政後已經有7名律師遇害,將近150位律師遭到逮捕或是接受調查,但是這些律師們卻求助無門,尤其是烏俄戰爭之後,全球資源流進烏克蘭發生的排擠效應,許多同樣需要各項國際援助的國家幾乎遭到遺忘,再加上阿富汗因為塔利班被西方國家制裁,導致阿富汗的人權庇護和救援也遭到各國政府拒絕。
很多正義的促成是來自於民間機構的力量,比利時律師Aurore Lebeau在2023年1月24日的「國際危難律師日」發起了對阿富汗律師的聲援活動,「塔利班執政後對許多律師發動報復,有部分律師遭到殺害,多數被迫隱身躲藏塔利班的追查,他們時時刻刻活在危機之中,有少數幸運的律師逃了出來,但很多人還被困在阿富汗,我們必須喚起大家的注意,讓阿富汗律師獲得協助。」Aurore Lebeau在受訪時對阿富汗律師同業的安危有高度的擔憂。
聲援活動在歐洲不同國家展開,包括荷蘭、法國、愛爾蘭、比利時等,台灣的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也加入連署,在國際人權行動中提供更多資源協助,讓阿富汗律師的處境被更多人看見,當官方管道窒礙難行之時,民間的作為就更為可貴。
不過這並非一時半刻就能達成的任務,國際危難律師日創辦人Hans Gaasbeek告訴我,會成立這個人權活動是為了紀念1977年1月24日在西班牙馬德里發生的阿托查屠殺事件中,四名律師和一名同事遭到殺害,因此定這一天為「國際危難律師日」,而「危難律師聯盟」從最初2-3個組織的串聯,到現在全球已經有超過40個團體加入,每年聲援不同國家的危難律師。
因為我曾經到過阿富汗採訪,對於塔利班統治下阿富汗人民的現況感受特別強烈,這是一個被政治、經濟、宗教意識困住的國家,全國人民有八成以上生活在貧窮線下,但是塔利班政權和西方制裁這兩道枷鎖,壓得阿富汗人毫無翻身機會。本以為阿富汗可能長時間在國際議題中被邊緣化,所幸國際危難律師聯盟看到了當地的危急狀況並採取行動,我認為這項訴求需要被更多人看見。
台灣近幾年來在國際援助議題上屢屢成為重要角色,或許是因為長期遭到特定的國際打壓,因此對於弱者更能感同身受,在阿富汗危難律師的人權聲援上,台灣更不該缺席,因為在我們的歷史上,也正是挺過了人權危機,才有現在的民主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