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下而上建立值得人民信賴的司法

讓展覽成為我的教育現場:「他必須先是個人,然後才是他的身份。」

Q1:一開始怎麼會得知〈休止符〉這檔展覽?

我得知的管道有兩個部份。第一個是臉書專頁,但並不一定能即時看到介面上的更新。我記得預告影片是說展覽在9月開始,大概在8月的時候我就看到有人分享資訊了。當時還沒有開學,我正在規劃整個學期的計劃和進度,我想說可以先安排時間去看展覽。

第二個管道是另外一位老師,他之前與司改會有較密切的互動關係。他透過司改會得知,在正式對外展覽的前一天會有開幕活動,攝影師高仲明本人也會參加。活動並沒有邀請太多人,但剛好是週五下午我的時間上允許,於是決定前往參加。這樣不僅可以聽到攝影師的分享,還能全程參與活動。

(圖為休止符策展人兼攝影師高仲明。攝影/謝佳臻)

Q2:是什麼樣的原因會想帶著學生走出校園參觀展覽?

我開設的高二選修課主要涉及難民議題,課程名稱是《全球化下的移動與流轉》。這是第二年開課,一開始我就想著以難民議題為主題,因為我自己的配偶是流亡藏人,所以對難民議題有很多個人看法。

難民來自不同國家,去年的課程規劃較少涉及亞洲部分,我想增加對香港情勢的了解。我認識一位大學同學,他在香港雨傘運動前感受到不對勁的氛圍,所以先來到台灣。此外,透過不同朋友的介紹,我也認識了一些香港人。因此,第二年的課程規劃我希望專注於香港的應對措施。在八月底,我的朋友告訴我有關邊城青年的活動,他們希望在台灣宣揚香港的議題,讓在台的港人參與其中。這樣的機會似乎天意所臨,既有邊城青年的活動,又有司改會的機會。我原本打算先去參觀,再做進一步的課程規劃。後來我的同事告訴我可以在開幕茶會時參加,那時候正好是九月中旬,學期剛開始,我也已經與邊城青年見過一次面,所以我已經大致知道我可以如何安排課程。

另外,我希望這門課能夠更直接地讓學生接觸現場與人物。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攝影展具有很強的影響力,因為我無法帶學生去香港,也無法親身體驗,而攝影展比一些文字或網路資料更直觀。當然,課程仍然需要有系統的介紹,但這部分會促使我帶學生去參觀。第三個原因是交通便利,這非常重要。我知道以前在台北有很多活動資源,但通常因為時間、地點和交通等因素,很難帶學生出去參觀。而這個攝影展離學校很近坐捷運就能到,學生也不需要請假,只需兩節課就能完成。學生們也很喜歡在平日有機會走出校門,這是一個額外的附加價值。

對我個人而言,在本科歷史課或者我指導的班級中,我都喜歡帶學生去實地考察。比如今天早上,我帶高一選修課的學生去看生態建築中午回來,所以我自己有機會的話,希望可以帶學生出去。

Q3:對於展覽本身所闡述的香港議題,尤其國家暴力、捍衛自由民主等,對於高中生會不會認為有太多爭議?為什麼?

在課堂上我們會進行小組討論,並在課後請學生填寫了一份有關主題的問卷。在這幾周的彙整中,我發現一些人的文字和小組討論中的言論表明他們的觀點與其他同學不同。我知道,儘管他們都選修了這門課,但並不意味著每個人對政治難民所面臨的迫害、移民和第三國安置等細節都持有相同觀點。他們對這些問題感到困惑,不清楚為什麼有些人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展覽的目標很明確,傳達了香港的問題和反送中運動,基本上也都是政治正確的。後來,一些學生的回應表明,他們通過與香港相關的其他課程和與邊城青年的對話,調整了原本的觀點。他們並不一定全力支持或完全認同這些觀點,但他們開始理解其中的合理性。

此外,有些學生對香港人的觀點也存在激進和理性之間的分歧。然而,我認為這並不會引起太多爭議。在課堂上,我不會反駁他們而是引導他們思考。許多學生提到當時他們是國中九年級學生,透過網路上的新聞和圖像,他們對政府對待香港人的方式感到憤怒,對這個議題感到好奇。展覽和相關課程滿足了他們對這個議題的好奇,解答了他們之前不清楚的問題。與網路上的資訊相比,親自參觀展覽和與真實經歷者對話,對學生產生了更深刻的共鳴。

(同學們正在分組做課堂筆記。攝影/謝佳臻)

Q4:展覽中您印象最深刻的展品是哪個部分?為什麼?

我記得,展覽中我在三樓《慢性港傷》拍了一張照片。有很多人說他們對二樓《港傷》印象深刻,但三樓的小房間對我來說,讓我感到很不舒服、空間壓迫感很強。照片呈現的方式可能讓我感到不同於其他人。當然,二樓的煙霧確實也讓人不知所措,但在開幕茶會的時候我親眼目睹了整個過程,我覺得那個地方讓我有一種想要逃離的感覺,雖然有煙霧但壓迫程度上沒有三樓那麼深,也不像小房間那麼空虛。或許旁邊有其他人在,讓我感到不那麼孤單,至少我知道煙霧會散去,就像還會有醫護人員和急救人員前來。

但在三樓的空間裡,我感到非常孤立無援,照片中幾乎沒有人物,這讓我感到虛無和空蕩蕩。我覺得壓力很大,如果不是因為課程需要,我可能再也不會去參加這樣的展覽。我還記得地下室、一樓、二樓和三樓的內容,這也可能與展覽的策展設計有關,體驗到了外部和內部因素的影響。

(三樓展區的《慢性港傷》。攝影/謝佳臻)

Q5:展覽中希望能帶給學生的是什麼?參觀結束後學生們給予的回饋是否有如您所預期?

有些同學在原本的課程中並不太認真,但我認為這與議題本身無關,而是與他們個人的學習態度相關。例如,自然組的學生可能一開始對香港議題沒有太大興趣,因為他們的興趣可能更偏向實驗和其他主題。雖然學生選課時有志願順序這可能不是他們第一順位,所以他們可能只對於自己的第一志願比較有興趣,其他主題的學習可能不太願意投入。在課程進行中,他們開始對香港議題產生了興趣,並在期末的回饋中表達了正面的觀感。

在填寫表單方面,我在第一年開課時提供了太多的表單,後來學生反應希望減少表單的數量。所以在這一年的學期中,他們填寫的表單數量較少。然而,期末的回饋中對香港議題的回應幾乎都是正面的。在最近的成果發表中,有幾組團隊選擇了與香港議題相關的主題,包括研究催淚彈的使用和武器製作,以及科技在反送中運動中的應用。這些表現顯示出一些學生希望能在香港議題上進一步行動,他們詢問我是否有相關管道可以讓他們參與更多活動。

我鼓勵學生思考他們的主題並從中延伸。如果他們需要訪問對象,我可以幫助他們聯繫一些在台港或在其他國家的香港人。至於資訊收集和整理,我提到報導者和相關議題平台會提供臉書專頁和專題文章,是學生可以獲取完整資料的來源。此外,我提到了一些非政府組織(NGO),讓他們可以在需要時向這些組織尋求幫助。在課程中,我也介紹了不同的救援團體和民間團體,雖然他們不完全符合聯合國的定義,但他們仍提供了救援活動。在後續的課程和主題討論中,我建議學生關注這些非政府組織的網站或臉書專頁,以獲取相關資訊。

(東山高中的同學在觀展後留下打氣便利貼。攝影/謝佳臻)

Q6:以老師的身份希望未來還能帶給同學什麼樣的議題或體驗?

我覺得老師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他們能夠規劃和引導討論議題。老師本身會被某些議題觸動,對這些議題也感興趣。我在教學中將議題融入課程,尤其是在歷史課上能夠增強教學的力度。我自己也經歷了很多壓力,尤其是作為一個聽力障礙者,儘管是後天的,但在求學過程中我經歷了很多,我的觀察力和同理心相對較高。

台灣這十幾年來整個社會氛圍和政治環境的變化,各種議題逐漸受到大家的關注,我幾乎都有接觸到沒有太多遺漏。對於移工議題,我會很快意識到周圍人對移工貼上的標籤,閱讀相關文章時也能理解他們的處境。在教學現場,我認為關懷學生的生活很重要,讓他們先成為一個人,然後才是其他身份,我也是先成為一個人,然後成為老師。

(專訪中,圖右為老師。攝影/李沛臻)

所以即使是在教授純粹的歷史課程時,我也會將生活中的觀察和經歷分享給學生將其與課程結合在一起。例如,我會在台灣的108課綱中帶入環境課程。早些時候,教育部已經提倡將重大議題融入課程,當時我在撰寫計畫時就想到海洋教育,作為海島族民在原住民或海洋相關的環節中,我會思考如何導入海洋教育。

我要就讀研究所時選擇了東華大學。在花蓮的兩年裡我經歷了許多刺激,包括環境運動和相關的政治議題,像是美麗灣事件。我注意到許多社會運動的人後來都關注環境議題,無論是建築還是土地開發政策等。然而,如果環工沒有一顆柔軟的心,很難同理農民的辛苦。我從美麗灣等案例中逐漸認識到這些議題,我也發現自己對環境議題很有興趣。

回到學校後,我一開始想開設與環境相關的課程,但我不會將其作為我的課程設計的核心,因為我覺得這些議題會讓我太沉浸其中,而我不想將自己的生活完全投入其中。我對轉型正義等議題感興趣,但有些議題容易讓我情緒低落,例如轉型正義,我注意到我對這些議題的情感反應比較強烈,因此可能會影響我的授課嚴謹性和照顧。

我對歷史有感性的理解,但歷史是邏輯和結構化的,我的大學歷史專業訓練讓我在理性和感性之間取得平衡。我想要成為一位有療癒力量的人,因為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生活和經歷,想好好傾聽並陪伴每一個人。這個想法如何成為一門課程仍需思考,所以我去年開始自己發電子報,學生們也訂閱並給予反饋,這對我來說並不算是一門課程,但這是一種新的交流方式,開設課程的話我還需要更多時間思考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