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真正迎來後疫情時代，民間司改會副執行長明洳、彩虹平權大平台副執行長均諺，在今年5月因為美國國務院的計畫，前往美國展開六週的訪問。回到台灣後，又各自相繼走訪了日本、馬來西亞、澳洲、泰國，接觸了許多同樣在為人權運動努力的夥伴。 

本土NGO的國際交流工作目的是什麼？各國性別運動、司改運動、人權運動，有什麼相似或是不同之處？繞了地球一圈，12月15日，回到兩位副執行長的故鄉台中，在今年度台中辦公室最後一場司思，聽他們歲末盤點。本文由實習生協助，將分享的逐字稿整理給大家（活動照片）。

兩個社工背景的副執行長

明洳：我是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副執行長李明洳律師，與我同台的則是彩虹平權大平台的副執行長林均諺（倫倫）。我們曾參與美國的一個名為「Professional Fellowship Program」（下稱PFP）的NGO交換計畫，持續六週的實務學習與研討。透過這次國際移動，我們發現了許多共通的收穫與反思，希望能與大家分享這些體驗。

今天來的除了倫倫的家人，還有他的朋友和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分享或許不會涉及工作的具體細節，但希望能展示NGO工作者的工作內容。我們所處的環境與大家相似，不僅在於國際機會與交流，也包含對於共同環境下的應對。疫情期間，我剛進入NGO，這種挑戰是共通的。希望今天能輕鬆交流，歡迎大家提問或討論。

倫倫：我是林均諺，台北大學社工系雙主修企管系畢業。在高中畢業後意外進入了社工系，之後一直在NGO領域工作。我深信投入有意義的事情值得時間與精力，特別是在性別運動領域，這成為了我的專業與熱情所在。

明洳：我和倫倫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我們的社工背景。我是律師，畢業後讀社工所。透過不同的探索，我發現組織工作的趣味，特別是社工往往在「組織」中發揮作用，社工「事務所」相對較罕見。這歷史根源於社會工作者需同時考量個案與整體社會，否則就只是協助政府福利的執行。例如最古典的貧窮工作，社工組織單純提供物資和福利只是維穩，還要想如何改變社會不公平的貧富結構。律師執業確實花很多時間在個案上。初出事務所工作時，我花很多時間處理家事案件，當時才25歲，希望可以嘗試更改變結構的工作，這促使我進入組織工作領域。

倫倫：密爾瓦基、雪梨、曼谷，交流相同與不同

缺乏過往經驗，現在開始累積

我覺得可以將國際工作想像成一場球賽，參與的球員眾多，有著四個層次：國際組織，例如世界衛生組織（WHO）；區域性組織，如亞太經合組織（APAC）；各國家代表，例如在聯合國；以及公民社會，其中包括像我們這樣的公民社會組織，簡稱CSOs。作為公民社會的一份子，我們代表著公民組織，這四個層次在國際社會上有不同的互動。

台灣在國際上因地位未被全面承認而面臨許多挑戰。持有台灣護照的人無法進入聯合國總部，這是其他國家的護照所不受限制的。因為中國在聯合國有影響力，使得台灣無法以國家身份參與相關討論。這就像你未被允許參與球賽，無法熟悉規則或接受訓練。

傳統上，我們在國際間的形象是提供醫療或農業專家幫助邦交國建設醫院或指導農耕。但對於司法改革或人權議題，台灣缺乏相應經驗與建立國際關係的方法。過去，因為沒有經驗也不知該如何著手，所以在這方面的預算相對有限。

然而，2019年通過同婚法案改變了一些情況，讓國際社會看到台灣在人權議題上的領先地位，尤其在同志議題上，我們有更多機會走向國際舞台分享我們的經驗。

為何走向國際？——前進美國同志商會

NGO在國際上的參與有著具體的目的，例如在聯合國，每年國家的大使會聚集在總部開會，各國的NGO工作者也會參與其中，共同討論、爭取修改規則。這種參與類似於集體行動。這就像在國內我們可能一同進入立法院，共同遊說委員，呼籲對某特定議題進行關注和表態。在國際場域中分享經驗，不僅是輸出我們的學習，同時也是理解其他國家的議題與運動者如何進行。

這張照片是今年五到六月參與PFP的合照。這是我們在華盛頓DC最後一次大會議的合照。我在組織中主要負責同志友善職場專案，因為性傾向是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的一種身份，我們希望創造一個對多元性別族群更友善的職場環境，讓每個人都能自在工作，不需因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被歧視或失去工作。

我寫完這個專案，剛好就被這個計畫分派到美國密西根湖旁的威斯康辛州的同志商會。當時氣溫約十二度，心裡覺得有些意外，但在那裡學到了許多。

在商會裡，他們致力於幫助同志經營的企業或者改善大企業對多元性別族群的友善度。這涉及不同層次，包括培訓企業領導或小主管如何以友善共融的方式帶領團隊，以及教導同志想要開店的人如何籌資、運用社群媒體和理解法律合約。商會也舉辦企業聚會，讓大家分享合作經驗，促進跨界交流。因為是第一次合作，我們共同策劃了一些合作計劃，讓我能與商會會員互相了解。商會會員每年繳費，以獲得商會提供的資源，會員包括大企業、中小企業，以及擁有咖啡廳等業者。他們帶我去拜訪不同的會員，從咖啡廳、餅乾店到同志友善的公園和酒吧，這些活動強化了他們與會員的關係，也讓我更了解了當地的環境，這就是雙向的合作。

在商會裡，他們提供資源給會員，尤其在6月同志驕傲月，他們發布指南幫助企業打造同志友善的職場環境。指南解釋LGBTQIA+詞彙並提供多元共融職場建議。很印象深刻的還有，在威斯康辛州首府密爾瓦基當地還有一台巴士，為同志議題漆上六色彩虹及跨性別旗幟，並在全年行駛，車資捐給當地同志組織。這是企業真正支持社群的方式之一，非僅限於同志驕傲月，而是長期支持在地組織。

為何走向國際？——澳洲、泰國

另外，在今年的世界同志驕傲月活動中，我參加了位於雪梨的Human Rights Conferences（人權大會）。這場會議為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志運動者、立法者、大使和外交官提供了一個正式的平台，討論了與國際同志議題相關的事項。在會議期間，澳洲政府也宣布將投入逾三百五十萬澳幣支持亞太地區的同志運動。    

今年我兩次造訪泰國，分別為七月和上週。在七月的訪問中，泰國發生了民主運動，人們抗議原本的總理候選人Pita的被否決，引起了我對2014年學運的回憶。參與遊行時，雖然語言不通，但我深感共鳴，與各個年齡層、性別、性傾向的人們共同關心國家的未來、民主、政治走向。後來我也與泰國同志及婚姻平權的夥伴進行了交流和討論，分享台灣在這方面的經驗。我們雖無法影響其他國家的決策，但可以提供遊說、溝通、組織志工等方面的經驗，來支持在地的運動者發展自己的倡議策略。  

有時候NGO使用的詞彙對大眾來說可能感覺很遙遠。例如，對於平等的概念，一般人或許無法直接理解，甚至會認為生活本來就不公平。我們必須致力於如何用更貼近社會的語言進行對話。在國際社會中，持續學習並找到本國組織與國際議題的連結是一項重要的挑戰。當然，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隨時在變動，需要不斷思考如何將自身工作與當前的國際議題聯繫起來。

參與國際會議的經驗讓我深受感動，儘管英文不是母語，我們努力與其他國家溝通、分享，以了解在區域中發生的事情。有人認為台灣崇洋媚外，但我相信探索國際社會的不同路徑能豐富我們的視野。這並不是要學習他人，而是將自己放在陌生環境，觀察他們面對議題與能力的方式。對我而言，這讓我更確信台灣的成就。每人探索國際路徑的方式各異。或許，給自己機會去其他國家，或西方國家，是一個豐富的體驗，不是為了仿效，而是瞭解他們的成長歷程，這樣的體驗也許會影響未來人生選擇。

明洳：紐約、東京、吉隆坡，體會三種落差

關鍵字：落差

我在2019年來到司改會擔任專職律師，大多處理本地的法律事務。2020和2021年都在疫情期間，沒有國際交流機會，直到今年才畫風突變。我今年去了美國、日本和馬來西亞，這些經歷讓我感受到三種落差。

5月，我去了美國，在一個做策略性訴訟的機構實習。策略性訴訟通常是透過司法去產生社會運動的論述，對政府或大企業施壓、倡議。在台灣，在向國會遊說不容易的題目上，特別會嘗試使用。但我到美國就發現，即使這種訴訟在台灣NGO圈很常用，但作為一個策略性訴訟專長的美國組織，對台灣毫無了解，這是我面對的第一個資訊落差。

也因此，在美國的六週時間裡，我必須滿努力向大家介紹台灣，特別是在開放社會基金會內，沒有台灣員工，有時候要從很基本的台灣資訊講起，才能進入太陽花學運、即將面臨的大選、或是司法改革這種更深入的議題。

6月，我跟司改會的同事們到了日本，參訪了監獄人權中心、國民救援會等組織（延伸閱讀：參訪日本監獄人權中心交流後記），與他們交流時，感受到一個世代的落差。他們目前還仍然在使用傳統方式，如報紙，進行倡議，而我們在台灣則使用現代手段如社群媒體。他們聽到我們為冤案舉辦音樂會，也非常驚訝。

在日本社會運動中，承襲了歷史脈絡，將社會運動與左派運動聯繫在一起。交流過程中，左邊一排我們的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同事，但右邊一整排都是他們的資深律師，讓我感受到在不同國家進行倡議時，文化、世代和手段上的落差。雖然面對的問題很類似，但台灣能夠有源源不絕地年輕人加入倡議的行列，其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9月，我則是代表全國律師聯合會去了一趟馬來西亞的司法獨立論壇，也藉機在當地拜會了許多公民團體，可以感受到當地面對社會運動的氛圍，很像五到八年前的台灣，打壓陳抗的情況與面臨的問題，也跟這個階段的台灣有所不同。司法獨立方面，因為政治情勢的不穩定，也讓他們在討論司法課責與司法獨立的平衡時，跟台灣處於不同的階段，也因此反而台灣1990年代那些廢除送閱、反干涉、反貪腐的司法改革，比較引起他們的興趣。這是一個滿有趣的發展進程的落差。

如何設定議程？

在國際移動過程中，我感受到了資訊的、世代的、以及發展進程的落差。就現在所面對的國際環境來說，其他國家的議程、或是國際上強勢主流的議程，與我們台灣自身設定的議程不盡相同，例如美國人就超害怕台灣要發生戰爭了，但反而在台灣真的焦慮的人是少數。其次，台灣在關心的國際議題與國際社會關心的焦點也有所不同，這可能影響我們議題被看見的程度。在進行國際交流時，我們必須思考這種落差的原因，這有助於我們重新定位在國際議程中的位置，或許我們的目標不僅僅是對內，更應該關注與其他國家的交流與共享經驗，尤其是對於那些處於不同發展時程的國家。

我覺得這不僅僅是 NGO 工作者所面臨的問題，對於各行各業的人士來說也會遇到。無論如何，這些經歷讓我意識到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在國際舞台上的位置，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參與全球議程的設定。

Queer ways for NGO workers

講座的最後，明洳分享到何謂「國際化」，其實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讓台灣議題被國際看見，其次是關注國際社群正在關心的國際議題，第三是將國際標準內化成台灣的法律標準。對於台灣的法律社群而言，第三個目標，也就是讓國際標準在台灣實踐，最被重視，也比較獲得支持。我希望未來，國際化的不同層次能成為一種大家熟悉的概念，成為工作者間的共通認知和目標，大家才知道在談國際化時，到底在談哪個層次的目標。

倫倫也補充，在討論讓世界看見台灣的議題時，台灣因處於一個尷尬的地位，我們基於政治有時無法在國際社群中跟大家一起討論當前全球事件，而我們的關心其他人又不一定關心。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許多議題上，台灣的發展處於前端。舉例來說，在性別以及教育領域，台灣仍可以在自己的框架內發展出獨特之處，在國際交流中，我們更能因為台灣資源有限，被激發潛力，要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取得成果。

最後的結論中提到「Queer way to work」，「Queer」一詞源自對同志的貶義，但後來被同志社群翻轉並變成其中一個身份認同。我們在國際移動過程中，看到台灣跟國外有相似成果的工作，台灣是以非常獨特的方式實現這些結果。國際社會中，台灣可能也有點像是「Queer」，但在資源方面的困難，讓我們更能理解這個角色，提醒自己用特殊的方法去找機會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