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講座聚焦於女性外籍移工在台灣的司法處境，邀請民間司改會性別小組召集人宋一心律師擔任主講人，並由劉靜耘律師主持。講座透過案例剖析與政策比較，帶領聽眾思考外籍移工在台灣的法律地位，以及司法改革如何影響這群長期處於社會邊緣的勞動者。

台灣的移工現況與制度比較

開場時，講者提到，30年前台灣的外籍移工約20萬人，如今已超過80萬，顯示台灣對移工的高度依賴。然而，現行法規對移工的限制仍然嚴苛，例如移工的工作年限最多12年，且無法申請永久居留，這與日本等國提供移工居留權的政策形成鮮明對比。近年來，勞動部雖然積極檢討移工政策，期望提高來台工作的吸引力，但問題仍然存在。此外，部分移工因各種原因選擇「失聯」，成為非法勞工（俗稱「黑工」），導致更多法律風險。與此相關的紀錄片，如蔡崇隆導演的《再見吧！可愛的陌生人》與《九槍》，也揭示了失聯移工在台灣社會中所面臨的困境與危險。

司法困境：仲介剝削、語言障礙與法律保障缺失

宋一心律師分享了她處理過的案例，指出許多移工除了支付高額仲介費外，還會被額外收取「傭金」，這筆費用沒有上限與時間限制，導致部分移工即使工作多年，仍難以擺脫經濟壓力。雖然她曾試圖在法庭上為移工爭取權益，但最終敗訴，讓她深刻感受到法律對弱勢者的限制。

除了經濟剝削，移工在台灣面臨的語言障礙也是司法困境之一。她提到曾有一名移工因工傷被送至急診室，被要求他簽署文件，但文件皆為中文，他的同事提醒他不要簽，因為那是一份和解書，若簽署後再提告會很麻煩。這樣的案例凸顯了法律程序中語言翻譯的必要性，若缺乏通譯，移工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喪失自身權益。

家庭看護工的特殊困境

家庭看護工在台灣的處境更為艱難，因為他們不適用《勞基法》，導致工時、工作內容缺乏明確規範。許多看護工除了照顧長者或病患外，還需要額外從事家務，甚至面臨雇主不當使用的情形，例如：部分家庭因申請資格不足，便用他人名義申請移工，甚至私下「借用」給其他家庭，這使真正需要幫助的家庭無法獲得適當的照護資源。此外，家務勞動多發生於私人空間，政府監督力道有限，使移工難以申訴。

近期，政府雖推出短期替代照顧服務，讓雇主能暫時聘請短期工替代照顧移工，但因需提前預約且使用限制多，導致實際受惠者不多。這顯示台灣在移工權益保障上，仍有許多制度設計需檢討與優化。

最低薪資調漲與人口販運問題

宋一心律師提到，近年來台灣調整了移工的最低薪資，從2021年的17,000元提高至20,000元，這對移工來說是進步，但仍遠低於本國勞工的基本薪資，未能真正達成勞動平權。此外，她分享了一起涉及人口販運的烏干達留學生案例，該學生來台原本以為是接受教育，卻發現自己被迫從事勞動，且雇主不僅扣留薪資，甚至施加體罰，這已構成刑法上的詐欺與人口販運罪。她強調，雇主對移工的不當對待，有時甚至帶有羞辱性，例如該案中的雇主強迫學生「體驗」病患的感受，綁上治療帶以示懲罰，這種違反人權的行為都顯示了目前台灣對外籍移工司法的不足。

觀眾提問與司法改革的未來

在觀眾提問環節，有人詢問為何來台後仍需透過仲介找工作？宋一心律師解釋，由於語言能力不足、合法雇主難尋，以及移工轉換雇主不易，使他們無法透過正當管道自由尋職，最終仍受仲介控制，甚至有黑工因此被迫從事高風險工作，處境更加艱難。

最後，宋一心律師強調，司法改革應不僅限於國內公民，應當涵蓋所有在台居住、工作的勞動者。當政府在討論如何讓本國勞工享有「普通人的日常」時，移工是否也能享有這樣的權利？ 他們能否像台灣人一樣獲得法律保障、合理工資、勞動條件與基本人權？這些問題值得所有人深思。

結語：讓移工成為真正的「普通人」

透過本次講座，我們看到外籍移工在台灣所面臨的司法困境，不只是法律漏洞的問題，更牽涉到社會結構、勞動市場與人權保障的根本性缺陷。當移工的權益受到剝削，我們是否能夠視而不見？而司法改革，又該如何真正落實到這些弱勢群體？

未來，我們期待法律能夠真正保障所有在台工作的移工，讓他們不再只是「被需要時的勞動力」，而是能夠擁有平等權益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