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3日憲法法庭針對王信福等37名死刑犯針對死刑違憲的聲請，進行公開言詞辯論， 37名死囚主張死刑違反憲法所保障之生命權等人性尊嚴，以及死刑或相關判決程序違反比例原則、正當法律原則等 。司改會中辦邀請蔡孟翰律師到場演講， 本次講座針對臺灣死刑的現況法治做介紹，並且整理出本場憲法法庭正反方的論點為各位說明。

如今憲法法庭已在9月20日作出解釋，認為死刑部分合憲但限縮適用範圍。大法官明確表示生命權固然重要，但並非絕對不可侵犯之權利，對於故意殺人之行為，國家基於應報思想之罪責原則，為保障人民之生命法益，並安定社會秩序，仍有死刑存在之必要，然考量死刑是剝奪被告生命的極刑，一旦經法庭誤判，執行後具有不可回復性，因此應以嚴格標準審慎使用，例如死刑之適用為犯罪情節最嚴重之罪、在各級法院合議庭需有死刑一致決、被告於行為及審理時若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均不得科處死刑…。

蔡孟翰律師表示自己反對死刑的主因在於「死刑對受害者家屬的意義」，2014年臺灣發生北捷隨機殺人事件後，有一陣子出現人們不敢搭乘捷運，甚或是其他的大眾運輸系統。試想在你的生活圈有強盜、殺人案件發生，縱使犯罪者已被逮捕，你是否仍感到惴惴不安？刑法的公共性相較民法來說色彩更為濃厚，大家都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共同遵守者，若其中一人違反秩序，將會導致整體公共秩序受侵害，從刑法的角度而言，大家都是受害者。

死刑對蔡孟翰律師來說，存在的唯一意義也許是所謂的「修復式司法」，對被害者家屬的一種補償方式，家屬對於司法的信賴會體現在期待國家對犯罪人做出相應的處罰。但在某個社會機制下出現了缺漏，導致悲劇的發生，而國家用一個「死刑執行」，就能解決問題嗎？這彷彿變成國家規避責任的手段，美國神經科學家吉姆·法倫曾做過相應的研究，他的研究證實罪犯的成因與童年時期遭受過虐待有高機率的關聯性，犯罪的發生是生命發展的總和，可能來自於兒時的不好回憶、青少年階段的生命經驗，甚至是飽受總總壓力下的一次爆發…，任何生活瑣事都可能成為犯罪者的殺人動機。

這正是國家首要該處理的任務，從源頭檢視犯罪動機，在這社會制度下，是否在家庭環境、教育體制或社會福利出了問題？而非讓人民期待國家用英雄式的方式去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卻沒有思考事前是否有阻止犯罪事實發生、阻止公共利益受侵害的機會，畢竟犯罪者一旦經過執行後，除了生命外，他的生長背景、犯罪動機也一併消失了。預防或改善犯罪的發生，就是照護人民的社會心理發展，期待國家能加強對犯罪成因的回溯，改善整體社會環境，建立更穩固的社會安全網，從根本解決犯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