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自由廣場，我第一次聽到藏語。
音韻極輕，看似將輕易地散落於風中，但語調穩重，讓人深信他能堅定地飄向遠方。

3月10日，在台藏人福利協會與西藏青年會台灣分會於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舉辦310西藏抗暴日66週年燭光晚會，年度主題定為：「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假和平協議　真入侵佔領」。繼前一日的大遊行後，晚會內容囊括各界聲援短講、誦念自焚藏人姓名、靜走繞行自由廣場三圈及煙供等紀念儀式，是藏人們最為體面、莊重且堅定的抗爭。

在英文字典中搜尋”March”，優先出現的會是「示威抗議」，接著是「行進」，最後才是「三月」，西方世界的三月，似乎是屬於抗爭的；而在臺灣，我們也總選在春暖花開的三月奮力綻放，不論是野百合，或是後來的太陽花。

而對於藏人而言，三月也是奮力的，卻是傷痛的。

1950年，中國解放軍與西藏噶廈政府談判破局後，便大舉出兵佔領西藏。隔年，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西藏五人代表團與中國共產黨簽訂《十七條和平協議》，內容包含：「西藏現行各種政治制度維持原狀概不變更，達賴活佛地位及職位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業，完全根據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採取協商方式加以解決。」等條文。然而，中國政府於1954年制定《憲法》，從中取消西藏特殊自治狀態，將其正式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並開始在藏區實施人民公社、土地改革等政策，逐漸累積西藏人民的反彈聲浪。

1959年3月10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受中共解放軍長官邀請觀看歌舞表演，但因燈光及佈景方面困難，必須將場地由原先的達賴夏宮羅布林卡改為西藏軍區禮堂，同時不同意達賴攜帶護衛前往。有如「鴻門宴」的詭譎情境引起西藏人民群起激憤，也使「中共綁架達賴喇嘛」、「漢人準備帶走達賴」等謠言傳遍天下，最終引起人民在拉薩的大規模抗爭，七天後，解放軍開始大規模砲擊藏人群聚的羅布林卡，達賴喇嘛潛逃印度，八萬藏人追隨其腳步，流離失所至今。

此後的3月10日，便成為西藏抗暴紀念日，流連世界各地的藏人在各處舉辦紀念活動。而在2025年的臺灣，白紙黑字的歷史事件則在自由廣場上轉化為標語與致詞與疑問，承載理想與關心，藏人的經歷以多樣視角，於海洋彼端再現。

身為一個NGO實習生，沒有固定坐位，我有機會坐遍形形色色的辦公桌，觀察桌子主人的個性、喜好和關心的議題。記得我曾坐在一個遍布藏語字典、西藏相關歷史書籍以及懸掛雪山獅子旗的座位，當時便好奇，究竟一個臺灣人能從西藏的歷史中看見什麼，是警惕、恐懼還是憤怒？

畢竟，作為臺灣人，我們的確難以忽視西藏議題與自身的關聯。

打從出生起，我便習慣周遭對於政治僵局的緊張、不安與躁動，過去參與相關社會運動時，我也總期待聽見吶喊、感受激情，隨著大聲公傳出的口號聲越趨高昂，人們會被挑起最野性的警覺，最強烈的抵抗。

但這些東西，在那天的西藏晚會中，全都不存在。

我記得開場致詞上，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格桑堅參Kelsang Gyaltsen宣讀310西藏抗暴日藏人行政中央文稿，內容包括十二點要素，除了回顧歷史、強調達賴喇嘛在印度的作為、闡述藏人理想的願景外，當中有一點為：「達賴喇嘛的慈悲與和平領導」

「在達賴喇嘛的高瞻遠矚與堅定慈悲引領下，藏人並未對中共政權懷有仇恨。達賴喇嘛主張通過『中間道路』政策，推動西藏的自治，並力求用非暴力的方式解決藏中衝突。他強調對話、互利與長期解決方案的重要性。西藏人作為西藏高原的真正主人，擁有無可替代的宗教和文化，並擁有不可動搖的民族士氣。」

聲援短講中，我也聽見兩位臺灣講者不約而同地提到「慈悲」這件事。濟南基督長老教會主任牧師黃春生提到：「真正的慈悲是有勇氣面對暴政、面對極權。」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林秀幸則說：「慈悲不是軟弱和對敵人的無知，而是一個深刻的憐憫。」她也說：「臺灣人必須懂得練習慈悲，才能挺過歷史給我們的考題，我們應該向圖博人學習慈悲的智慧。」

一開始，我將這些訊息的意思推導為：「應該對暴政、極權保持慈悲、憐憫之心。」而我極度不認同。我不相信對話和溝通有那麼偉大，也覺得慈悲、憐憫是個太高大上、理想化的用詞，在複雜的局勢下，我才沒辦法做到真正的毫無仇恨、真正的慈悲。

但看見後來的一切後，才發現我可能搞錯了。

我在那天晚上感受到一種穩定強大的力量，陪同在藏人袈裟、煙供火爐、達賴照片旁，是藏人彼此可感知但不說破的連結，互相愛護與照顧的平靜與穩固，是閉著眼睛誦經時，仍相信你就在我身邊的堅定。

藏人們所謂慈悲和憐憫的對象，或許重點從來不是政權，而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