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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陳瑞仁檢察官投書認為，訂立藐視法庭罪已是司改議題的最大公約數，建請新國會以訂立該罪作為司改的最佳第一步。此一見解，頗待商榷。因為在討論應否制定該罪前，應先討論藐視法庭的定義為何，並檢視該定義是否具體明確。畢竟，刑罰要件必須明確，否則將讓刑法的解釋適用不確定，造成人權侵害。

然而，制定藐視法庭罪的最大難題，就是無法具體定義何謂藐視法庭。以美國加州為例，舉凡法庭上故意不理會、遵守法官命令，或蓄意冒犯法庭秩序，都屬於廣義的藐視法庭。但如此定義，太過抽象。例如，何謂冒犯法庭秩序？在法庭上，大聲喧嘩是冒犯秩序，那大聲痛哭呢？如果律師喝斥證人是冒犯秩序，則換成檢察官怒斥證人，應否等同視之？既然，對於定義何種行為態樣屬於藐視法庭，仍缺乏共識，自不應過度躁進，貿然提倡立法。

此外，沒必要藉由藐視法庭罪來讓人民尊重法院。縱使沒有該罪，多數當事人仍會因為畏懼得罪法官將導致敗訴而尊重法官，豈有藐視法庭之膽？至於少數破壞秩序者，大多是重刑犯，相較於即將面對的長期自由刑，縱有藐視法庭的處罰也微不足道。他們仍會選擇逃亡、串供滅證，因為即便失敗被逮，頂多在原有的重刑，多加數月刑期罷了。無嚇阻力的藐視法庭罪，等同虛設。況且，只要善用我國現有的羈押交保、限制住居等規定，即可有效因應此類被告，無需再制訂該罪來疊床架屋。

最後，藐視法庭罪本身還存在致命的憲法爭議。因為法官在該罪的即決懲罰程序中，同時身兼犯罪追訴者及審判者的情況，完全顛覆我國現有控訴制度，抵觸憲法的權力分立原則，顯有違憲之虞。

由此可知，新國會若想提出完善的司改成績，難以定義、欠缺必要且有違憲之虞的藐視法庭罪，恐非妥適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