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唐吉田律師攝於中國泰山

2019年末瘟疫（新冠肺炎）自湖北武漢爆發，2020年初即向全球蔓延。中國大陸乃至全球的生產、生活秩序至今仍以防疫為中心，恢復正常似乎遙遙無期。於我個人而 言，今年不僅是被失業的第十年，也是被禁足即限制出境和被除名即法律上單身的第十年。

吊證前後

2010年4月30日，北京市司法局在其官方網站上公佈行政處罰決定，以所謂「擾亂法庭秩序」為由，吊銷我和劉巍的律師執業證。

我對這一結果並不感到特別意外:  2009年我的律師年度考核不獲得司法局通過，特別是接到匿名電話提醒「中央政法委要對你動手了，你得小心點......」之後，就在等官方的靴子落地了。

雖說自知在劫難逃，但也不甘心坐以待斃，還是獨自和劉巍等同行去北京市司法局及律協進行了若干次交涉。他們基本上不是推就是拖，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

大約2009年底2010年初的時候，律管處的馮新泉和朱玉柱等接待我們：馮和不少同事都是軍轉幹部出身，他們大都延續了管士兵的思路管律師。我要求他們如果考核能通過就儘快放行，不然也別久拖不決，要儘快給個明確答覆。他們說: 別著急，很快就會有結論了。

2010年4月10日左右，我們被告知擬吊銷執業證並將於22日舉行聽證會。

4月22日這天，我冒著冷雨去參加聽證會，北京市司法局所在的⻄直門一帶被警方實施嚴格的管制，可謂是興師動眾。官方一方面拒絕關心我們的人進場旁聽，另一方面卻安排各區縣司法局律師科的工作人員坐滿會場。聽證會上我和劉巍以及我們的代理人張樹義教授（已故）、楊金柱律師和滕彪博士有理有據地發表意見，對擬吊銷執業證的事實和法律依據進行了有力的反駁。司法局的人不僅不出示瀘州市中級法院的庭審視頻資料，還安排專人在會議結束後對我們進行錄影......。

聽證會後我回到吉林老家。司法局官網上的消息是同行告訴我的。5月初某日，有人告訴我，朱玉柱等司法局的人到位於原崇文法院附近的北京安匯律所進行了所謂送達：將處罰決定書貼在外牆上......。

飯碗被砸了，我不得不思考未來的路。想來想去，我還是不能完全放棄原有工作，要在為自己維權的同時，繼續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法律服務，以維持基本生活。有朋友邀我去香港散散心，5月16日晚一到羅湖口岸就知早已被限制出境，理由是「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此前，我因辦案和推動北京律協直選等事脫不開身，只出去過三次：一次歐洲兩次香港。

既然出不去我只好返回北京著手行政覆議的事：在法定期限內向北京市政府提起行政覆議，要求其糾正北京市司法局錯誤的決定，但北京市政府最終還是駁回了我的請求。我和劉巍還向北京市⻄城區檢察院舉報司法局律管處幹部蕭驪珠涉嫌濫用職權犯罪，後來也不了了之。

5月底6月初，平房派出所的員警和保安在朝陽區國美第一城社區我的住處門口上崗，我靠朋友的掩護離開那裡到外面流浪了十來天。李和平去幫我拿東西，發現門鎖被人膠住了，只能叫專門人員來開，卻被以盜竊嫌疑帶到平房派出所，員警不容分說，從他手裡強行奪下新配的鑰匙直接交給房東。我回來後房東以自己做生意惹不起員警為由，要我馬上搬走。我當時不光手裡沒鑰匙，租房協議也在房間裡拿不出來，不得不離開才住了不到三個月的房子。老是不到期就被人驅趕的滋味太難受了，在這之後我沒再以自己的名義租過房子。

9月9日，我們向⻄城區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其撤銷北京市司法局的違法處罰，但該院收取案件資料後拒不受理，最後不僅見不到人連電話也沒人接了......。

在行政覆議和行政訴訟的空檔，2010年7月26日，我回延吉辦理了離婚手續。來自我的主要原因: 簡單粗暴、不善溝通及不願意放棄自己的所謂事業，給前妻帶來太多的麻煩......。 離婚之後，我的四處流蕩、漂泊不定、非傷即病的生活狀態也導致孩子的成長，尤其是學業頗多波折......。

傳統文化中所講的修身、齊家我一樣都沒有做到，更遑論其他了。

「茉莉花」時期

被吊銷執業證之前經郭旭舉先生介紹，我接觸到了廣⻄北海白⻁頭村系列維權案件，與許坤等結緣。當年下半年有反酷刑活動在北海舉行，這次活動將陳光武、楊金柱、陳有⻄等請到一起，同台競技並與楊在新等當地的律師相識，後來的北海律師團得以組建與此或許不無關係。

記得被吊銷律師執業證不久，由李方平律師提供資訊，認識了包龍軍，瞭解到他為妻子一路維權歷盡艱辛，遂持續關注王宇被天津鐵路警檢法構陷案。2010年12月7日一早，我在紅蓮北裡被北京國保綁架到北三環邊上的遼寧賓館並交給吉林延吉國保，當日下午被強行押回延吉。事後聽說可能和國際人權日到來的嚴控有關係。

在老家期間，我得知哈爾濱文姓律師等八人在南崗區法院開庭被法院工作人員毆打，有女律師受驚嚇後竟流產......。就擬文發給最高法院、司法部、中華全國律協、全國婦聯等單位，要求查明事實為受害律師維權。前述衙門除了全國婦聯我都去過，尤其是全國律協，還見過已故於寧會長、原秘書長鄧甲明等人。據說此事最後因文律師等受害人受不了官方的壓力無果而終。

在密切關注王宇等人的同時，我還和原中銀所律師宋美英的家人取得聯繫，對這一公民因為修煉法輪功而被勞教的案件動態瞭解頗多：宋律師的執業證2010年底被北京市司法局非法註銷了。

2011年2月16日中午，我一回到北京就去⻄直門附近見熟人，進飯店前碰到了北京國保要員孫某及其手下，到店裡見包間外還有一桌非常⻝客: 他們的精力並不在吃飯上。包間裡面已經接近尾聲，我邊吃邊就聲援陳光誠一事講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當日下午我原打算回紅蓮北裡拿完東⻄就去和一同行見面，卻遭到自稱廣外派出所的員警敲門。我和陪同我返回住處的張永攀等野靖環大姐回來幫忙處理，天黑時一大堆員警開鎖闖入，將我倆帶到廣外派出所。

大約一個小時左右，我被套上黑塑膠袋押進車裡開出院子。不知過去多長時間，也不知具體要被拉到哪裡，反正通過外面農用車的聲音，估計是到郊區了，第二天聽到鞭炮聲， 我想起是過元宵節。

先後輾轉於三個地方，經歷了熬鷹即長時間不讓睡覺等特殊待遇，近二十天沒見陽光的我於3月5日被帶到首都機場。靠近飛機小窗的那一刻，我一連打了十幾個噴嚏，引來不少乘客用異樣的眼光探尋。

被押回延吉後沒幾天我就被確診為雙肺結核，打針、吃藥就成為每天必需的事情：一開始用的藥效果不好，只得換成了更好更貴的藥。治病之餘我還要應付來自北京及當地州市兩級國保、社區書記、樓長等幹部們的「關心」。

劉沙沙等朋友來看我，官員很不高興，但我顧不了那麼多，最起碼她們走了以後惦念我的人知道了我還活著。儘管見到的都說我沒人樣了，也有的說我象從煉人爐裡撈回來的......。一直到年底不排菌了，體重也增加了，我才敢回敦化看望父母。

治病之餘，我對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尤其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後被一些人稱為「茉莉花條款」）、技術偵查等內容比較關注，還專門以特快專遞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建議。

建三江前後

進入到2012年，我的體力比之前好多了，忍不住在微博等處冒泡說話。官方讓我停下來，我沒有完全答應他們。

到了夏天，我不想受他們「十八大前不能進京，出延邊要報告」的限制，去大連見了幾個朋友。國保得知後非常生氣，要我必須馬上回延吉，不然就趕過來押我回去。我一聽也冒火了，和他們說見完朋友還要去長春參加同學會，如果不答應就直接回北京治病。僵持了一陣子他們只好同意我參加完同學會立即返回延吉。

利用同學會前的時間，我去了一趟齊齊哈爾，拜訪了遲夙生律師，建議她請東北地區以外的律師參與吉林市某涉黑案的辯護，以爭取突破地方保護。不知是有人打招呼還是什麼原因，同學會張羅事的仨倆人和我說了些怪怪的話，他們單獨找我談話，讓我該吃吃該喝喝，千萬別扯那些沒用的。

秋天的時候我去南京看小孩，車到滁州被乘警控制，後被移交給南京鐵路派出所。我在派出所一直被看管到晚上才被延邊州局國保帶出。本來我還想去趟上海看親屬，他們死活不 肯，只停了一晚上又被押回延吉。過了幾天，他們又找我做筆錄，說了不少狠話，最後還是被延吉市局國保接走了。

十八大結束後，我和國保說要回北京爭取恢復執業，解決生計問題。他們請示完答應我了。在這之前我在新浪微博說某集團控股公司借改章程，每任董事長得了機會都會塞上自己的私貨。估計是被懷疑諷刺黨章的修改，連以往的禁言期都沒給，直接就銷號了！從此我的名字就不能夠再在新浪微博註冊了。實際也沒有很多精力和新浪維權，所以也就基本失去了網路平臺實名公開發聲的機會了。

終於回到北京後，見了幾個老朋友尤其是2011年所謂茉莉花期間被關過黑牢的人。得知不少熟悉的人業已去國，儘管我歷來性格粗放，心裡還是難免生出許多感慨。

12月下旬某日，我到無錫見朋友，被曾經在南京鐵路派出所打過交道自稱江蘇省廳的國保跟蹤，最終還是在維權人士張建平所住的社區門衛室被堵住。當時我正準備去拜訪張，這些員警對我講：你回江蘇旅遊做生意都可以，就是不能摻和這裡的事，不然就別怪我們不念鄉情：他們應該查到我的祖籍是江蘇贛榆。我沒有答應他們，說作為這塊土地上的主人，我到哪裡、做什麼自有分寸，不會接受其他人的無理要求。最後，談話不歡而散，這些人見張夫人和女兒下來接我且要拍照，匆忙走出院子。

年底開始我在廣東休養，經人引見接觸到了王登朝案，還被當地桂園派出所抓進去盤查了幾個小時。在深圳的日子，我曾經和王案的辯護人王全璋律師促膝長談：從案件到人生可謂無話不說。

在廣東停留期間，某一天接到朱汝玲律師的求助電話：她因為參與維權活動被官員記恨，實習結束後申請執業面試的時候被北京市司法局和律師協會卡下，生活陷入困境，又遭房東驅趕……我向李和平、江天勇、李方平等人，為她湊了一些錢，以解燃眉之急。這麼多年也沒有什麼人知道她的音訊，一個蠻有潛力的青年律師還沒大展身手就被扼殺，太可惜了！

2013年1月中旬，我在長沙參加刑訴法實施研討會，認識了不少新朋友。活動期間楊金柱律師請客，近距離領教了不少同行的多才多藝：蕭雲陽的反串、冉彤的「紅歌」、周祝華的舞蹈……翁廣宗老律師也是極具表演天賦，作為法律世家子弟，前幾年他已於上海病逝。

此次到長沙之後我代理了八九一代人羅茜司法考試成績被取消案的聽證、一審、二審，我和當事人密切配合，衝破諸多阻力，自始至終都據理力爭，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代理羅的案件讓我對「不服從者不得食」這一幫規有了更深的認識。

2013年春節過後，我去⻘島會友。爬嶗山之前，被國保找到。他們得知我要去南京，非要陪同，我沒有明確答應。誰知下了飛機，他們也出現了。沒辦法我就和他們從南京一路經蘇州、上海、福州、廈門，最後到東莞停下來。 「二會」結束後，他們要我一起回延吉，我沒答應。待他們走了，我去深圳試試可否去香港，又被卡住。陪同過我的一位員警得知後電話裡笑著說：「就知道你出不去，還不跟著一起回東北？.....」

這一年的5月13日，我和一些人去探訪四川資陽法制教育中心—俗稱「洗腦班」，同時加掛「資陽市紀檢委雙規基地」的牌子，被當地警方關了24小時。事後我聽說當晚有人用和我一樣的名字註冊了新浪微博，不明就裡的人關注後沒多久即大呼上當受騙。類似的還有被人用和我同樣的名字註冊臉書帳號，該帳號專門就發批郭文貴的文字，我不得不發聲明澄清，但聲明在牆內根本就發不出來。

5月底我在廣州遇到葉海燕、賈靈敏、單麗華等人，得知她們要去萬甯抗議將小學生送給無良官員的校長，就決定同往。大病未愈的我和她們在萬寧二小校門口站了好久，大汗淋漓的我們還是感動了不少當地人。

在三亞期間，有一天晚上有人張羅去海邊沙灘練歌車唱歌，記得賈靈敏唱的是《綠島小夜曲》、王建芬唱的是傳統戲曲、王宇唱的是《小城故事》、向莉唱的是《輕輕告訴你》、我唱的是《心中的太陽》。儘管我因肺結核肺活量不夠，但還是很賣力的唱了。不知是我唱得太差了還是什麼原因，反正我唱完了其他歌攤好久沒有聲音。我曾在一次活動上說過，如果不是在農村沒學音樂，我可能會做一個雲遊四方的歌手，把我的心聲唱給那些與我的生命聯繫在一起的人。

離開海南，我打算去陽朔轉一轉，剛在南寧停留下來沒兩天就被延邊州和延吉市的四個員警堵在賓館，因我要去醫院開抗結核藥才沒有被第二天帶回延吉。

8月2日，我在大連想要旁聽「安鍋案」—即當事人為了突破長城防火牆（GFW）的封鎖，安衛星接收器收看境外電視節目而被刑事追訴，險些被便衣毆打。他們對到場的外國人也很不客氣。當天北京市司法局幹部柴磊、陳縈輝前去監庭—此乃中國大陸特色，舉凡一些所謂敏感案件開庭司法局甚至政法委的幹部往往要坐在法庭旁聽席上或在中控室裡壓陣。他倆問我過得怎麼樣？身體好嗎？我說，托他們組織的福，生活還算可以，身體也能撐得住。倆人還說當年吊銷我執業證，他們都是不當家的丫鬟，沒辦法的。我回他們「都是過去的事了，以後少跟著頭目瞎跑就行了......」

9月13日，我和王成、江天勇在以往郭飛雄案法律後援團等的基礎上發起成立「中國人權律師團」。

10月16日，我陪同非法拘禁受害人于金鳳的丈夫楊開成去雞⻄市「610」辦公室交涉，被趕來的員警控制。一天後處以行政拘留5日，送往雞⻄市第二看守所：拘留所占一個樓層。在各界人士尤其是前來現場的朋友的大力聲援下，我被如期釋放。

12月3日，剛拜謁完林昭墓的我正和朋友準備吃飯，得知範木根案發。我們匆匆吃了幾口就趕到科技城派出所，從此長時間跟進範案。當時參與聲援範木根案的戈覺平和其他蘇州朋友幾年後被抓，至今還在監中，尤其戈覺平的腮腺癌還是因為去建三江聲援我和其他三位律師延誤了用藥導致的。一想到大病在監的他就免不了心情沉重。

2014年3月20日，我和江天勇、王成、張俊傑因代理建三江非法拘禁案，被當地國保戴 上黑頭套吊打完後扔進七星拘留所：行政拘留15天。在國內外網路尤其是到現場的朋友的聲援下，我和江、王於4月6日被釋放，張因拘留5日早已回到河南。

回京後經過多家醫院檢查，我被確診為十餘根肋⻣斷裂和腰椎結核，本來要在北京軍區總醫院（現陸軍總醫院）做手術，該院以十分牽強的理由要求我提前出院。此後只能是轉入保守治療狀態。

6月下旬，我就建三江農墾公安局侵犯人身權利一事向黑龍江省高級法院提起訴訟。經過特快專遞查詢該院收到了案件材料，只是從此沒了下文，我又一次吃了閉門羹。比起2010年底我向北京市政府提起行政覆議，要求確認北京市公安局限制我人身自由違法那次這還算好的：當年市政府接收行政覆議案件材料的位址是槐柏樹街，我按官網的資訊填寫後郵寄出去，最終郵政部門以查無此地址為由把案件材料退給了我。

7月2日，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在中共中央政法委機關報《法制日報》上發表所謂聲明，稱我和劉巍等7人執業證均已被吊銷或註銷，請社會公眾不要被我們誤導。對本應以維護律師權益為己任的全國律協的落井下石之舉，我迅速發聲明予以批駁，強調自己從事法律事務的過程中從未刻意隱瞞過律師執業證已被吊銷這一事實。

2014年秋天，我在雁棲湖參加張小玉等人案件的研討會，認識了丁玉娥和丁超姐弟倆，開始關注丁漢忠案，尤其是襲祥棟和張俊傑等的辯護工作。幾乎同一時間，我還用了不少精力關注那些因聲援香港占中運動而被關押的人士。

709大抓捕前後

2015年7月的大抓捕發生前後，我曾被敲過門，所住朋友家因為電閘被人多次拉下導致冰箱都壞了。

臨近709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參與了文東海、包龍軍、王秋實、童朝平等陪同李昱函律師在劉家窯一帶的維權活動：瀋陽市和平區駐京辦就設在那裡。如今年逾六十的李律師正被關押在老家瀋陽的看守所，其所涉尋釁滋事案件遲遲沒有結果。

年底前無所事事，強迫自己靜心讀了一些書，算是對自己多年因惰性沒把讀書的習慣保持住的一種補救。

2016年過春節之前被北京市局國保堵在朋友家門口。當時因為吃抗結核藥導致嚴重的痛風，正要出門去找醫生調理。他們鄭重其事地和我說：「如果再明晃晃地忙活人權律師團尤其是王宇等被抓的人的事，就會對我不客氣了！......」

記得6月份的某一天我因和朋友餐敘，竟錯過了返京的火車，不得不廢了車票買了其他車次。上車前我跑遍站內商店用5元錢買了一個小麵包做午餐，身上就只有5毛錢了。回去後我在一個群裡發了短文《我當了一天「五毛」 》，還把那張紙幣拍照一併發在群裡面。

2016年9月2日20時50分許，我在高碑店橋東北⻆興隆公園圍欄外的人行道上行走，被機車撞倒在地，就近住進⺠航總醫院。9月9日接受了一天的手術—大腿根、胳膊肘兩處， 當年十一前出院。因北京天冷霾重，年底前到深圳的朋友家養傷。

出院之後剛開始的時候我主要依靠輪椅，活動量減少到最低限度，體重快速增加，到深圳一測居然快90公斤。那段時間可苦了推我的人，女性就更費力了。是深圳的朋友耐心教我用拐杖，才讓我的左腿功能得以加快恢復。此前有兩次我在北京養傷的屋子裡靠單腿蹦著給人開門或上廁所，一次摔倒在了坐便器跟前，一隻手伸進了馬桶裡，另一次是在陽臺看書聽朋友叫門著急去給開，忘了放下手裡的書，頭摔進臥室，腳留在陽臺。兩次都是費了好大的勁才爬起來，幸好沒有造成大礙。

在深圳第一次複查，醫生發現我的左手腕也受傷了，只是骨頭已經長錯位了，他說如果矯正的話還要再遭很大的罪，建議我不要太顧慮好看與否，最好就不要再動了。我考慮一下接受了他的建議。

在深圳幾個月給朋友帶來不少麻煩：當地警方就以老鄉聯誼的名義找他，要他好好賺錢，別管那麼多閒事！

2017年4月到上海後逐步扔掉拐杖。剛在上海安頓下來就得知劉榮生律師不幸離世，於 是匆匆寫下《痛悼劉榮生律師》，之後還為李蘇濱、李柏光兩位律師寫過類似的文字。

秋天我回到吉林敦化看父母，此前怕他們受不了就沒告訴受傷的事。以往偶爾在家待一個星期都是多的，這次居然停了十天：在上海參加同學許松鶴母親的葬禮、得知二姨去世尤其是在監戈覺平的岳母跳樓身故給我觸動很大。同行、朋友以及親屬長輩的離世和自己的傷病很大的影響了我的心情，乃至心神恍惚在黑龍江一不小心竟扭傷了左腳，不得不在朋友處歇了半個多月。

這年11月中旬，為求生存，我在深圳嘗試出境又被攔下。這些年官方給出的理由從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到有未結案件再到什麼理由都沒有就是不讓出去。11月下旬，作為帝都的超級低端人口，我參加了反對大規模驅逐「低端人口」的連署。年底的時候，我和一些人齊喊「全璋回家」，為他早日獲得自由盡一份力。為王全璋辯護的余文生開辦律所不成，面對妻子和孩子壓力很大，我趕去家裡探望。或許是兩件事連得太緊，我得知借住的朋友家樓下有人上崗，不得不連夜轉移到其他熟人那裡睡沙發，並以最快的速度處理完手頭的事離京。

余文生因提出修憲的建議等事於2018年1月被抓，至今被關在離京千里的徐州看守所。

2018年5月進行第二次手術，取出鋼釘鋼板。同年8月初，我辭任人權律師團連絡人。 此後在繼續調養身體的同時，和剛被失業後一 樣，為有需要的人打打下手聊以度日。2018年底，獲法蘭⻄「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獎。這一年結束前去⻘島，為僅年⻓我幾個月的鄭湘律師送行。拿獎和為同齡的同行送行讓我的心情悲欣交集。2019年3月2日半夜，我在鄭州和許志永一起被查房，後被帶到⻓興路公安分局扣到早晨才放回。有年輕的朋友戲言: 老同志也需要時常溫習一下功課的......。

就在上個月，我參與了關於此次瘟疫的連署，這種努力或許不能馬上改變什麼，但人命關天，無論官民，都有權利爭取早日過上免於恐懼的生活。

後記：不得不說的話

自打被失業那一天起我就不希望有其他同行也輕易被失業，能有執業機會還是要比無法正常執業更方便做很多事情，極少數人沒證了業務也基本上不受影響的特例很難複製。

回顧自己被失業十年的經歷，除了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分內之事，更多的是非病即傷。在這十年裡特別是我治病養傷期間得到了太多朋友的幫助，而我卻從來無以為報，想來十分慚愧，對親人更是內疚。

我要特別感謝2014尤其是2016、2018治病養傷期間幫助和探望我的朋友，他（她）們 是：趙大夫一家、李海夫婦、葉海燕、杜延林、林蕭、李蔚、陸勇、劉勇、鄭玉明、鄭建慧、 童朝平、吳芳草、劉書貴、林子、季新華、祝忠孝、⻬月英、􏰁野靖春、單雅娟、王譯夫婦、 王和英、 彭劍、文東海、李金芳、王建芬、鄧傳彬(晃晃)、於豔華、王宇 、陳建剛、余文生、江天勇、 燕薪、付敬東、唐志順、吳金聖......。

還有很多人不便在此列出名字：他們都是普通人，有著各種各樣的難題，卻都克服自己的困難來盡力地幫住我。

我個人因為多年黨文化教育的遺毒、性格的局限、自身修為的不足以及境遇和環境的變故，有意無意間必然忽視甚至傷害了身邊的不少朋友。在這裡我願向他／她們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歉意，還請各位舊遇新知對我一如既往地從嚴要求，開誠佈公地及時給予批評和指教。

這十年間，中國大陸的法律人尤其是律師似乎越來越沒有用武之地了，以往一再聲稱要和國際接軌的中國官方正信心滿滿地想為整個世界開藥方。表現在法律上尤其是立法方面就是熱衷於限制甚至公然剝奪公⺠本就不多的權利。

放眼天下，反普世價值、逆⺠主化的勢頭隨著一些嗜權如命的寡頭的掌權而漸趨明顯。其實整個世界尤其是中國大陸人們真正過好日子的時候少之甚少，如今更好似走到了一個萬丈懸崖邊上......。

即便如此，那些反人性、逆天道勢力的呼風喚雨、暢行無阻總是會有個期限的。對中國大陸的未來，我個人還是懷有著美好的希冀。

在我看來，歷史不應該只記錄王侯將相、達官貴人及其馬仔們的鮮衣怒馬、起起落落、 恩怨情仇，更應該呈現千千萬萬普通人的貧賤事哀、聚散離合、顛沛流離......。這就是我，一個被失業律師對自己趟過的十年所作的簡略回顧。 

十年前我剛過不惑，如今已形式上知天命了。因長期吃藥和兩次全麻手術等導致我的記憶力早已大不如前，好多事變得只有模糊印象，但我相信時間老人那裡都會留有痕跡的。

2020年3月11日 于吉林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