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署|2023國際危難律師日:阿富汗
2023-3-02
自從2010年起,多個世界各地的城市、國家和洲際大陸都會把1月24日訂為國際危難律師日。
1977年1月24日,四名律師和一名同事在他們位於馬德里阿托查街 55 號的地址被殺害,事件後來被稱為阿托查屠殺 (Massacre of Atocha),因此,這天被定為一年一度的國際危難律師日。
「危難律師聯盟」是由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以及律師協會組成的網絡,每年負責籌組紀念活動。
制訂國際紀念日的目的是提請政府官員、國際機構、民間社會、媒體和公眾關注特定重點國家中律師的困境,提高對該國律師們在執業中所面臨威脅之認識。
過往的國際紀念日曾聚焦包括哥倫比亞(2022及2014年),亞塞拜然(2021年)、巴基斯坦(2020)、土耳其(2019及2012年)、埃及(2018年)、中國(2017年)、宏都拉斯 (2016年)、菲律賓(2015年)、巴斯克自治區/西班牙(2013年) ,以及伊朗(2010年)等國家。
今年的焦點是阿富汗。如下所述,其律師目前面臨的處境極其嚴峻。本報告首先概述了適用的法律框架並特別援引《聯合國關於律師角色的基本原則》,然後敘述阿富汗司法系統和律師協會的情況,並通過一些案來闡述律師和法律專業人士所面臨的風險。本報告並強調國際社會對來自阿富汗律師的求助呼籲的責任。最後,本報告就改善身處其本國内和在世界其他地區的阿富汗律師 的處境,提出訴求和建議。
國際法明確承認律師在社會中發揮的獨特作用。由於律師是所有人的正義守護者,國際法給予律師特別保護。
例如《聯合國關於律師角色的基本原則》規定「不得由於律師履行其職責而將其等同於其委托人或委托人的訴訟事由。」 換句話說,客戶的立場和案由不應歸因於他們的律師。聯合國基本原則還規定,各國政府應「確保律師能夠履行其所有職責而不受到恫嚇、妨礙或不適當的干涉」。 此外,「律師如因履行其職責而其安全受到威脅時」,聯合國基本原則規定律師「應得到當局給予充分的保障」 。此外,聯合國基本原則禁止基於例如性別、族裔本源、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 等原因,而對給予律師執業資格有所歧視。聯合國基本原則規定,各國政府應確保「其境內的所有的人獲得律師協助」。
聯合國基本原則明確承認律師協會發揮的「重要作用」,「保護[律師專業組織]成員免受迫害和不公正限制和侵犯權利」。 聯合國基本原則還強調律師享有「言論、信仰、結社和集會自由」的權利, 並明確規定必須允許律師協會「在不受外來干涉情況下行使[其]職責」。
與世界各地的所有律師一樣,阿富汗的律師有權享有所有這些權利和保障。
在2001年以前,阿富汗的基礎設施被數以十年計的戰爭和其他衝突摧毀,其法律和司法系統也未能倖免。不過在2001年11月塔利班政權垮台後,阿富汗實施了一系列的項目計劃,增加人員配置並重建、改革和現代化政府體系,包括法院和法律專業。
在改革前,阿富汗的法律、法官和陪審團由基於宗教的單一實體組成,稱為穆拉(宗教神職人員)。 塔利班垮台後實施的新制度將法律與宗教 (伊斯蘭教義) 分開,並將司法機構與神職人員或部落 「支爾格」— 即當地長老的審判分開。
阿富汗獨立律師協會 (AIBA) 於2008年根據阿富汗律師法成立。AIBA 擁有 6,000多名成員 (包括大約1,500名女性),負責監督律師的執照頒發和規管,推動法律專業的卓越發展和平等機會,培訓未來的律師,並促進法治和社會正義。AIBA發展為獨立機構,促進基本權利、正當程序、司法獨立、法治和民主價值。自成立以來,儘管受到文化、
社會和經濟方面的限制,AIBA 一直致力促進女性辯護律師的作用,並在社會正義領域倡導,特別是在暴力侵害婦女和兒童的案件中維護受害人的權利。
2001 年後對司法系統的其他投資,還包括發展訓練有素的獨立司法機構,(首次)設置超過270名女法官。同樣,也為檢察隊伍提供廣泛培訓,令職級變得多元並吸納了大約 400 名女性人員。
2021年8月,阿富汗政府倒台,20年的進步在一夜間幾乎全被抹掉。整個司法系統基本上已經崩潰。2021年8月,書面的法律,包括2004年的阿富汗憲法,都已經被剝奪所有效力。目前該國使用伊斯蘭教法的原則,塔利班成爲實在行使權力的政府,其發布的許多指令都限制基本人權,包括新聞、表達和行動的自由以及對隱私權的保護。 此外,新政權已解除了約2,000 名法官的職務。報導指由塔利班任命的新法官,大多數都是在宗教而非世俗法律機構取得資格的。
在2021年塔利班再次接管前任職的法官、檢察官和阿富汗律師,此刻都要面對來自塔利班本身和大量罪犯報復的風險。當塔利班重奪政權後,便打開了全國各地的監獄,釋放數以千計的囚犯。 塔利班成員要求他們的前辯護律師、法官或檢察官對他們被定罪負責。此外,塔利班成員還針對律師,尤其是女律師,追究他/她們在過去的案件中代表受害人,將塔利班成員定罪。爲了捍衛法治,律師過去一直透過努力保護民衆特別是婦女們獲取司法救助的權利,並其基本人權和自由,卻因而受到實質當權者的迫害。鑒於他/她們本人及其家人的生命均受到嚴重威脅,許多阿富汗法官、檢察官以及律師,不論男女,均被迫逃離該國,或躲藏起來。
2021 年 11 月 22 日,塔利班司法部發布法令,剝奪AIBA 的獨立性,包括其授予律師執照的權力。 翌日,塔利班部隊闖入 AIBA 在喀布爾的總部,暴力驅趕其僱員和會員離開會址。塔利班獲取權限進入AIBA 數據庫,得到包括超過 2,500名律師和非律師僱員的資料,包括律師的個人資訊、家庭成員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以及經手案件資料、律師與政府和國際組織的聯繫,以及檢察官和法官的資訊。塔利班還控制了AIBA的銀行賬戶和資金。AIBA此後被迫停止運作,並受控於實質掌權的塔利班司法部。
塔利班利用從數據庫收集的資訊,將目標對準以前處理過「敏感」案件(例如,涉及捍衛人權的案件,包括婦女權利和其他類似事務)的律師。
據AIBA指出, 自解散以來,已有7名律師遇害,146名律師被捕或接受調查。他/她們許多同事被迫逃離阿富汗或與家人潛居,試圖躲避塔利班政府。
2021 年 11 月 22 日的法令還規定,只有經塔利班批准的律師才可以出庭。因此,原經AIBA註冊的律師需要滿足由司法部製定的標準,以獲取新的執照。在實際的運作中,對律師的審查是基於他/她們過去的活動和對伊斯蘭教法原則的理解。那些曾經在人權領域活躍的,即使只是稍有接觸,又或者是與國際組織有聯繫的人,都會被自動拒絕發放執照,不能再執業。此外,在塔利掌權之前,女性佔AIBA成員的 25%,但塔利班迄今都只向男性頒發執照。結果是絕大多數在AIBA合法註冊的律師現在都被禁止執業,並且未能明確規劃未來。
女律師成為被特別針對的目標,連日常生存亦為挑戰。在阿富汗,每位試圖工作的女律師都不斷受到威脅,連女法官和檢察官等其他法律專業人員亦一樣。包括律師在內的婦女的權利被逐漸壓榨至蕩然無存,令她們陷於無以爲繼的困境。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給該國的法律專業和司法行政帶來了毀滅性的變化。 許多有能力離開該國的律師都已離開—儘管許多都只能在暫居地艱苦的生活條件下繼續掙扎求存,等待永久安置,並且可能仍然要面對風險。 即使是那些已經得到永久安頓的,他/她們所需的支持和幫助,往往要比現時接收到的更多更大。
留在阿富汗的律師不再擁有法治社會所必需具有的獨立性。許多人現在被禁止執業,無法養活自己和家人。 亦有許多人在潛藏中,被迫住在簡陋的地方,生活條件極其艱苦。他/她們唯一的希望是能夠離開這個國家。但不幸的是,他/她們的求助常常被置若罔聞。
以下案例具體說明阿富汗律師面臨的真實挑戰和風險:
Z M
ZM是一名曾擔任北約翻譯的辯護律師。 ZM 處理過敏感案件,包括人權案件和與暴力對待婦女有關的案件,以及控告塔利班成員的案件。
ZM曾代表一名婦女,尋求與一名被關押在巴格拉姆的塔利班武裝分子離婚。塔利班在巴格拉姆釋放囚犯後,ZM 的當事人打電話警告他,其前夫正在尋找他,大概是為了報復。該名前夫曾前往了ZM的辦公室,幸好當時ZM已經離開。
2021 年 8 月 15 日後,ZM 試圖從喀布爾市飛往安全地點,但無法進入戒備森嚴的機場。 他最終設法逃離了阿富汗,但執筆時尚未到達安全地點。
A M A
AMA是一名AIBA會員,並提供法律援助服務。在某案件中,他的當事人被控謀殺但最終脫罪。 此後,AMA 的生命備受威脅,因爲案中受害人的家庭與塔利班有關聯。因爲他曾經處理的個案和他在 AIBA 中的角色,AMA 現在正受到塔利班的追捕。武裝的塔利班份子曾經到他的舊居搜捕他,他遭到伏擊並倒下,但幸好能夠逃脫。
A S S
ASS 是一名辯護律師,也是 AIBA 的成員。他積極參與各種敏感的政治案件,從事商法和刑法工作。在塔利班釋放許多尋求報復律師的囚犯後,ASS 和他的家人接到匿名電話和死亡恐嚇。他們因此被迫躲藏起來。
H B
HB 是 AIBA 的成員,處理過各種類型的民事、家事和刑事案件,包括對婦女、兒童和外國人施行暴力的個案。他一直是包括塔利班在內等恐怖組織明言追殺的目標,現在被迫躲藏起來,經常轉換地點以保性命。
Mrs M W
MW是 AIBA 的成員,曾在包括家事法在內的多個範疇執業。她還在一家人權和婦女權利機構擔任法律顧問。因為曾經代理非常嚴重的家暴個案,MW一直受到死亡恐嚇,因而被迫離家躲避。
M J Q
MJQ 是一名辯護律師,也是 AIBA 的成員。他的法律執業領域涉及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對婦女的暴力案件以及內部和外部安全案件。甚至在塔利班接管之前,MJQ 就曾在 2018 年和 2020 年兩次遭到襲擊。隨著塔利班釋放了尋求報復的囚犯們,他再也無法在家中安全地生活。
M S N
MSN 為暴力受害者(包括對婦女和兒童的暴力)以及涉及腐敗指控的案件辯護。他還代表被指控犯有危害內部和外部安全罪的個人。在他處理的案件中,他曾數次受到對方親屬的威脅。此外,他還收到了前客戶的死亡威脅,這些客戶被定罪並拒絕接受法院的判決。
在MSN 代理妻子尋求與塔利班成員丈夫離婚的幾個案件中,塔利班威脅會進行報復。由於危險,MSN被迫離開家園。他現在與妻子和年幼的女兒住在一個秘密地點。
S M S
SMS 是擅長刑法辯護律師。SMS 曾被指派為一名被指為塔利班成員的人辯護。他的當事人最終被定罪,但他認定 SMS 應為他的定罪負責。在塔利班將這個人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後,他致電 SMS ,聲稱要報復。 SMS 為了安全而逃離。然而,這個當事人現在是塔利班的活躍成員,並且仍然在追尋SMS 和他的家人。
Mrs M D
MD 是喀布爾的一名辯護律師和人權社運人士,也是 AIBA 的成員。她處理過許多針對婦女的暴力案件,包括強迫婚姻和名譽殺人等案件。結果,她和她家人的生命現在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此外,除了她作為一名女律師所面臨的危險之外,她作為一名女性的日常生活——就像所有阿富汗女性一樣——都是極其艱難的。她不能工作,而且如果沒有男性陪伴,她甚至不能踏出家門。
Mrs Zohra KOHI
Zohra KOHI 女士是一名辯護律師,也是消除對婦女和兒童暴力行為委員會的成員。
她以前常到 pol-e-Charkhi 監獄探望被囚的婦女,當地塔利班警告她不得再駕駛車輛。
2015 年,她曾代理一位兒子被家翁和夫家兄弟殺害的母親。後來家翁逃跑,夫家的兄弟被保釋。在宣判之前,她每週都會收到在逃兇手的威脅信。2016年,她代理一名房屋被黑幫掠奪的婦女。結果她被黑幫恐嚇並企圖綁架,為了避免任何閃失,她被迫由兄弟和堂兄護送上班。2021 年,她代理一名婦女的個案,當事人的女兒被丈夫以她不是處女為藉口殺害。在塔利班攻佔喀布爾後,行兇者沒有被繩之於法。其後,她接到了兇手和一位曾在巴格拉姆監獄服刑囚犯的恐嚇電話。
可幸的是她終於成功離開阿富汗,目前住在西班牙。
Mrs Masiha FAYEZ
作為一名律師,Masiha FAYEZ在人權和婦女權利領域工作,並幫助性別暴力倖存者獲取司法救助。她還在多個法律改革委員會擔任顧問。
2021 年 8 月 15 日,她在喀布爾,被告知塔利班打開了 Polcharkhi 監獄的大門。她在街上看到幾個穿著囚服的囚犯。她趕到機場,但無法訂到機位。她和兒子都因爲曾目睹一些事件,引發精神健康問題。尤幸她得以在9月離開阿富汗,但她的家人卻因而受到恐嚇。
Masiha FAYEZ目前與丈夫以及子女居住於德國,但仍面臨不同的挑戰:
- 語言是其中一個障礙
- 儘管她擁有法律碩士學位和19年的工作經驗,她的學位在德國並不被承認。
- 房東們不輕易租房給無業的難民。
Mumtaz SHERZAI
2022 年 7 月 15 日,Mumtaz Sherzai 在阿富汗東南部霍斯特省霍斯特市的家中失踪。他是霍斯特大學的法學教授和國家安全局的前檢察官。至 7 月 16 日,他的遺體在霍斯特省機場附近被發現。他傷痕累累、血跡斑斑的屍體上有明顯的毆打和酷刑痕跡,據推測是致死原因。他身後留下妻子和三歲的女兒,是其跨代家庭中的經濟支柱。
Faizullah JALAL
在迫害阿富汗法律專業人士事件中,最新近和觸目的個案之一,是塔利班逮捕了喀布爾大學著名的法律和政治學教授 Faizullah Jalal,他一直在阿富汗電視及其他公共論壇上高調批評塔利班。當這位教授於 2022 年 1 月 8 日在家中被捕時,國際社會為他的性命擔憂。幾天後,他被塔利班安然釋放,這歸功於全世界對塔利班行為的迅速譴責。如果沒有全球的強烈抗議,這位教授很可能會遭遇截然不同的命運。
Mrs Freshta KARIMI
自 2002 年以來,Freshta Karimi 一直致力於改善阿富汗的司法救助渠道,並促進婦女和兒童的權利。2006 年,她與夥伴共同創立了非政府組織 Da Qanoon Ghushtonky (DQG),致力打擊針對阿富汗婦女的暴力行為,並通過出版各種普及的法律知識教材,來提高地區和省級公眾的法律意識。
在成立的前八年裡,DQG的律師們處理了超過 24,000 起刑事和家事法案件。如今,DQG 繼續為阿富汗 16 個省份的婦女、兒童和男子提供法律援助服務。
2021 年 8 月發生的事件迫使Karimi夫人離開阿富汗,前往加拿大避難。 2021 年 9 月她獲得著名的 Ludovic Trarieux 國際人權獎。
自從阿富汗於 2021 年 8 月落入塔利班之手後,數以千計的阿富汗人被撤離阿富汗,重新安置在其他國家。 然而律師協會和其他國家以及國際組織仍然頻繁地接到來自阿富汗律師的電話,他/她們仍然被困在當地或在鄰國,感到絕望,亦迫切和真實地害怕會因之前的專業工作而遭受迫害和生命危險。此外,針對那些已被疏散或順利逃離並正要申請國際保護的人士,外界也需要處理阿富汗律師和其他法律專業人士的具體需求,以提供有效的國際保護並協助他/她們融入新家園。 這些阿富汗律師數十年來冒著生命危險,在阿富汗建設民主和法治,造福世界其他地區,支持他/她們是一項道義上的義務。 儘管國際社會發出衆多的呼籲,但各國仍然採取措施阻止阿富汗人抵達歐洲並限制對阿富汗尋求庇護人士的保護。 特別是來自阿富汗尋求庇護的人士,包括律師及其家人,可能要面對邊境的暴力、被「驅回」,或被拒絕提供個人化的國際保護安排。 即使他/她們設法到達歐洲並申請庇護,根據「安全第三國條款」的概念,他/她們的案件也往往被拒絕受理。 最重要的例子是希臘,它針對前往歐盟尋求庇護的阿富汗人,把土耳其指定為安全第三國。 但土耳其卻在增加遞解阿富汗人回國的人數。
聯署組織提出建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