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於民國114年2月20日通過法務部提出的「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下稱「修正草案」），以因應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修正草案在裁判離婚及贍養費條文做大篇幅的修正。

司改會性別小組在112憲判4做成時尚未成立，但義務律師們基於關心CEDAW國際公約中針對離婚後平等權保障議題，在法務部公開草案後，積極徵詢婦女新知基金會（下稱新知）及承辦較多家事事件的律師們意見，並於114年03月03日提出本會版本之修法建議，也持續內部討論、將提出更新版。本文除整理草案背後的反思，也希望多方呈現草案在實際運作上會面臨的挑戰。

民法1052條第一項第十款：有罪之人，被提離婚的門檻要多嚴格？

本次修正草案中，在民法第1052條離婚事由中，將原條文第一項第十款：「經判決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確定」，延長為「被告須有二年以上有期徒刑確定」，原告才能以此提起離婚訴訟。修正理由認為：原本的離婚門檻「過低」。

然而，初見此條文時，許多我們訪談的律師都有點困惑。本次修法是因應112憲判4希望降低「即使已經出現破綻但還是無法離婚」的情況，獨獨出現這款修正是希望讓想要請求離婚者較不易請求。

而這款實際的情境是如何呢？我們訪談到的律師中，有人提出疑問：很多犯罪行為的刑度不會判到兩年，但這些犯罪行為實際上不僅嚴重影響夫妻和諧、共同生活的美滿，甚至有可能危害孩子的安全。例如，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矚易字第1號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被告持有性影像之兒童或少年人數共35名，且其持有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檔案數量共2,259個，一審判被告8個月有期徒刑。如按照修正草案規定，被告的配偶是沒有辦法此事由請求離婚。

另一個例子，夫妻一方就算累犯施用海洛因遭判刑7個月（施用一級二級毒品犯罪刑度約2個月至1年間），他方也一樣無法請求離婚。然而從上述案例，不難想像自己枕邊人如果涉及性犯罪或施用毒品，對整個家庭、夫妻關係及未成年子女，會有多大的衝擊，甚至有可能因此危害到年幼的孩子，難道這樣的破綻還不夠嗎？

目前的修法理由看起來並沒有提供充分的理據，因此本會所提出的草案建議維持原本條文。

民法1052條第二項：新增的離婚分居條款，「分居」如何定義？

另一個修正草案中重要的部分，即是民法第1052條第二項重大離婚事由部分。草案依照112憲判4的意旨，刪除了請求方無責的限制，並新增「分居條款」——夫妻五年內累積分居期間已達三年者，一方得請求離婚。

草案的立法理由認為新增「分居條款」是要去描述、去客觀化「兩造婚姻破裂的事實」。方向上，本會並沒有對此條提出對案，也可以理解在部分案件中，「分居條款」能讓雙方透過一個明確的規則，走向婚姻的結束。

然而，在訪談許多家事律師過程中，我們仍然有了解到一些疑慮，是未來有待持續觀察實務狀況的：

首先，最大哉問的是，如何才算「分居」?尤其如果著眼於離婚後經濟平等最脆弱的族群，弱勢一方其實更不容易有經濟條件分居（亦即要有辦法負擔「另外一個住所」的生活成本）受訪律師就曾遇過弱勢方因沒有穩定收入租房，僅能繼續待在同屋簷下（但不同房間），或是就算搬離共同住所，但還是需要返家做家務、照顧子女的情形，這樣的情形算是分居嗎？實務會如何從寬或是從嚴認定？家事法庭的裁判書又有許多涉及未成年人而不公開，實務累積的判準並不易讓外界研究。就此，本會建議立法院應在立法理由中列舉「分居」定義及標準，以俾明確及讓家事庭法官得以參考，並在施行後定期研究與檢討。

另外，許多受訪的家事律師也非常擔心：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基準日按民法第1030之4條，是以離婚起訴日為基準。「分居條款」所指向的一種「過程很長的離婚」會不會讓財產高衝突的離婚紛爭中，經濟強勢的那一方「有更長的時間準備脫產」，以避免要被分高額的剩餘財產？

家事律師們不乏處理過經濟強勢方外遇並搬離住處，提起離婚訴訟，用經濟制裁手段逼迫弱勢方離婚的案子。經濟弱勢方如被迫分居、被迫離婚，離婚後卻難以請求在婚姻中付出的成果，分居制度的引進，會不會讓婚姻中經濟弱勢的一方處境更不利？

這個問題，是涉及財產分配的離婚案件中最困難的一題，在訪談過程中，甚至有律師建議應該直接大破大立採用婚姻共同財產制，在婚姻存續期間每一個財產處分都要雙方同意，才能真正保障到經濟弱勢的一方。並且，這樣的大破大立，也才能逼迫台灣的婚家制度長出伴侶制度等可能性，而不是全部的人都「硬是走入婚姻制度」。

回到本會內部討論時，大家仍很希望就「如何避免脫產」有多一點解方，卻不容易找到答案。因此目前的民間版草案中，針對「分居條款」仍是維持跟官方同樣的文字，僅能未來繼續觀察實務走向。

民法1057條：贍養費，因為再婚就不能請求妥當嗎？

最後，本次修正草案中，將民法第1057條贍養費請求，從原本限縮「因判決離婚」才能請求的前提要件，放寬為只要請求方「因離婚而導致生活陷於困難時」，就可以向對方請求贍養費。同時，草案中新增請求方在「離婚時就業能力已減損或就業機會減少」的情形下，一樣也可以請求贍養費。最常見的情形就是全職媽媽付出全部時間及經力在照顧家庭，中年離婚後卻已錯過返回職場的黃金時間，造成離婚後難以謀求工作，或待遇不如同齡職業婦女的窘境。

婦女新知基金會「亟待改革的贍養費法制」指出：現行的民法贍養費制度制定於1931年，制定當時的時空背景讓這個制度有強烈的性別分工預設，男性被視為承擔經濟責任的一方，女性則被視為承擔家中照護責任的一方而常缺乏經濟自主性。因此現行規定在於辨識婚姻中經濟弱勢的一方（多數為女性）離婚後是否生活陷於困難，以法制設計延伸經濟優勢方（多數為男性）負擔這位離婚配偶的扶養責任。然而，現代社會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已大幅提升，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中關於勞動力參與率的統計，2024年25到44歲女性勞參率即達85.86%」。因此，新知很早就提出這樣的法制設計早已不符時勢，故長期以來即倡議贍養費性質應從「扶養義務的延伸」轉化為「婚姻補償金」，縱使弱勢配偶未因離婚而生活陷於困難，但復歸職場的道路仍漫漫無期。讓女性在「愛的勞動」下的選擇，成為婚姻關係中雙方共同承擔這樣的經濟風險與分工結果。

然而本次贍養費修法中，特別爭議的，即是這樣的贍養費，在請求者再婚後，是否還能繼續請求？

法務部次長黃世杰在政院公布草案記者會時解釋，本次草案贍養費請求權因再婚而消滅，主要是參考瑞士、德國法例，離婚後讓關係單純化，採取乾淨分手原則。

然而，對此一規範可能形成懲罰再婚者，批評所在多有。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陳令宜在報導中強調，再婚跟工作能力減損沒有關聯，舉例而言，假設一位主管級工作者因結婚、育兒離開職場，離婚後重新就業，職等卻未必能跟以前一樣高，工作能力也不會因為再婚而停止減損，換言之，未來夫妻一方因工作能力減損請求贍養費，再婚不應該被列為能否續領贍養費的條件。

但細究「因離婚而導致生活陷於困難時」及「離婚時就業能力已減損或就業機會減少」兩種情境，本會討論後認為，這兩種請求權也許不能同等視之。前者涉及「生活困難」的協助，所發生的贍養義務近似於扶養義務，十分合理，在扶養義務的定性下與再婚要件掛勾，確實與外國立法例較類似。然而後者其實是一種「機會成本」的補償，說理上要以扶養義務來解釋，則難以自圓其說。

因此，在本會提出的民法第1057條之3修法建議中，將兩者區分開來，僅在「因離婚而導致生活陷於困難型」的當事人，在再婚後的贍養費請求權消滅（不過本會也同時擔心，如果「生活陷於困難型」當事人的贍養費請求權一律消滅，也可能有過苛的情形，因此也希望討論是否有但書酌減的設計）。反之「離婚時就業能力已減損或就業機會減少」這種「機會成本補償型」則不會受到再婚影響。本會希望提供這個版本，找到大家共同能接受的贍養費法制。

112憲判4於2023年3月24日公布，目前已經超過憲法判決所給立法院的兩年修法期限，本會將持續跟進與監督。

其他參考資料

婦女新知基金會贍養費懶人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