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萬華酒吧執法爭議　北市府勿以「言詞不當」掩蓋濫權　內政部、監察院應介入調查

10月3日，台北市萬華分局持搜索票進入BDSM主題的同志酒吧執法時，因一連串歧視性、羞辱性的執法作為，引發了社會大眾與民間團體的質疑。隔日，逾百位民眾前往萬華分局抗議。

對此，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於10月5日以「督導不周」及「言詞不當」分別對分局長及4名員警各予申誡2次；蔣萬安市長並公開表示道歉。

針對本事件，性別人權團體要求進行獨立調查、提出完整檢討報告，並要求台北市政府於10月19日前公開回應。然而，台北市政府迄未具體回應，彷彿認為此事已告一段落。然而，以「言詞不當」一筆帶過警察執法的違法與不當顯示其處理態度敷衍，欠缺正視問題的誠意；不痛不癢的處分，更傳遞了輕縱執法不當的訊息。對此，北市警局、當日執法的員警真的有意識到當天員警惡行造成的傷害嗎？我們必須嚴正地指出，本事件若再無後續的妥善處理，類似的警察濫權事件必將再度發生。

對此，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台灣勞工陣線、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等9民間團體，嚴正譴責台北市政府敷衍了事的處理態度，將向監察院、內政部提出以下4點陳訴：

一、公布整個執法過程之調查報告，讓社會大眾了解事發經過與機關之檢討。
二、不再「查無此人」，有關單位應深入追究個別行為可能涉犯之刑事、行政責任。
三、於教育與管理等面向加以檢討，避免後續再度出現執法時的歧視、違法。
四、修法明文承認搜索時律師在場權，讓人民面對警察時不再手無寸鐵。

一、勿以「言詞不當」淡化執法不當，台北市就本事件應作成並公開調查報告

若整理民眾當天的遭遇，可以發現北市警局輕描淡寫的「言詞不當」，可能包含以下行為：

1. 經詢問卻未告知員警編號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4條規定：「警察行使職權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
   　　但當市議員參選人到場關心警察執法的問題，並詢問在場員警的員警編號時，員警竟直接表示：「不回答」、「沒有」。（影片）
2. 對顧客身體及隨身物品的搜索
   　　依《刑事訴訟法》第128條及概括搜索票禁止原則，搜索票應具體界定搜索對象、範圍及應扣押之物，不得空白授權執行人員任意搜索；對非犯罪嫌疑人的第三人，其身體或物品的搜索，另須符合第122條第2項所定的相當理由。搜索酒吧的授權，不當然及於所有顧客的身體與隨身物品。
   　　據媒體報導，現場民眾質疑，自己僅到店內消費，姓名並未出現在搜索票上，卻仍遭警方搜身。（報導）
   　　本案搜索票究竟僅核准搜索酒吧，還是另有具體記載可搜索顧客的身體及隨身物品？對此，警察機關目前仍僅模糊地回覆「持票合法搜索」，未有進一步說明。
3. 當眾羞辱身心障礙者，發表歧視性的性騷擾言詞
   　　警察於搜索過程中，嘲笑身障者：「殘障還可以在裡面做愛喔？」當一旁民眾質疑時，警察竟回以：「沒在跟你講話啦」、「在執行公務欸」。（影片）
   　　上述羞辱性、傷害民眾人格尊嚴的言詞顯與執行公務無關，且可能屬於以歧視、侮辱的言行所為的性騷擾行為。
   　　更離譜的是，萬華分局第一時間還說謊否認員警上述行徑；而在台北市警察局局長出面公布懲處時，也未承認或對此道歉。
4. 店長聲援遭嘲笑的身障者後，遭上銬並逼迫下跪
   　　民眾表示，在員警羞辱身障者後，店長出言質疑不當，卻遭警察上銬並要求下跪。
   　　縱使因店長為受搜索處所的負責人，而可能為本案之嫌疑人，但上述執法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抑或涉及員警報復異議者、恫嚇現場民眾的不當作為？
5. 以不當方式將51名「證人」強行帶回警局製作筆錄
   　　搜索經數小時後，警方將包含負責人在內的52人帶回警局。警方先說51名顧客因裸露上身，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理，後又稱他們是「證人」。（聲明）
   　　現場民眾指控，當時警方撂話，如果不配合做筆錄，「就要寄通知書到家裡，軟性表示會幫同志通知出櫃」；另外也有民眾指出，警方嗆若不做筆錄就「上銬」。（報導）

上述種種於執法過程中的不當與違法，我們認為不能僅以「言詞不當」、「督導不周」等語及申誡處分輕輕帶過。從民眾拍攝的片段及陳述，可以發現員警執法完全視搜索票為權力的尚方寶劍，一票在手，民眾都該任其擺佈，也將對特定族群的歧視以國家暴力的姿態表露無遺。

二、權責機關應該徹查並公開執法經過，追究法律責任與檢討制度

十月對LGBTQ+族群來說，是台灣的驕傲月，但10月3日卻讓過往如：農安街、常德街等同志社群遭到警方歧視對待的歷史傷痕再度重演，對自詡友善同志的台北市來說，是何等諷刺之事。我們要求北市警局及相關權責機關立即採取以下4項措施，釐清個案責任，並回應本案暴露的制度問題：

（一）公布整個執法過程之調查報告，讓社會大眾了解事發經過與機關之檢討

從事發至今，包含本會聲明所引述的內容，外界對執法爭議的了解，主要仍來自當事人、現場律師等人提供的影音與陳述。社會大眾只能透過片段資訊拼湊事件經過，也無從確認是否還有其他尚未被揭露的違法或不當行為。甚至就羞辱身障人士一事，要不是民眾提供錄音，社會大眾很難不認為警方極有可能會對所作所為否認到底，直到風波平息。

因此，我們希望警方體認到整件事情對同志社群乃至整個台灣法治的傷害，應主動全面檢視、檢討執法過程，並公布調查報告，讓事件經過及相關違失接受公開檢驗，進而嚴肅檢討個案責任與制度問題。

（二）不再「查無此人」，有關單位應深入追究個別行為可能涉犯之刑事、行政責任

誠如前述，對於身障人士的羞辱，警方是先公開否認，待民眾公布錄音後，才由市長承認致歉懲處。

警方這種「沒有證據就先否認」的態度，已嚴重影響人民對警察執法的信任。當民眾開始懷疑，警方即使握有密錄器影像，也可能隱藏對自己不利的證據，面對執法時便更容易抱持戒心，質疑警方的說法與處置，配合的意願也隨之降低。原本可以透過說明與溝通完成的執法，因此更容易陷入爭執與衝突。這種迴避責任的做法，看似暫時維護了警方的形象，實際上卻是在消耗日後執法所需的公眾信任，讓第一線員警承擔更大的溝通成本與執法阻力。

由事件被揭發的經過，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沒有民眾自行蒐證、揭露，本案很可能以「查無不法」作結，就連草率的道歉也看不到。

「2014年行政院暴力驅離事件」中，即使有影像拍下員警毆打民眾，事後追查時，警方仍以「查無此人」回覆，使受害者難以追究施暴員警的責任。此次事件，已遭台灣前進陣線告發強制罪等罪嫌，本會呼籲執法機關應正視過去的錯誤，「不再查無此人」，不應再讓受到羞辱與傷害的民眾求助無門。

（三）於教育與管理等面向加以檢討，避免後續再度出現執法時的歧視、違法

本次事件暴露出部分第一線執法人員法治觀念不足、忽視人權的問題。

本會過往研究、接受、處理過諸多警察違法濫權的案件，類似事情並不是第一次發生了。例如，2024年桃園武陵派出所員警對17歲少年施以電擊、毆打，並強迫下跪、脫去外褲，在場主管及其他員警卻無人制止；監察院調查更指出，警械管理、督導考核及人權教育均有重大缺失。同年，屏東恆春亦發生員警因不滿涉嫌竊盜的男子否認犯行，持警棍毆打、戳刺其腹部，造成內出血死亡的案件。

從派出所內的集體刑求，到查緝過程中致人死亡，權責機關不能一再將問題歸咎於個別員警情緒失控，而不追問：為何教育訓練未能阻止違法執法？為何同僚與主管未能及時制止？既有的督察與管理機制，又為何未能有效預防侵害？
對此，我們認為就執法第一線人員的人權法治教育應該要加強，而在任職期間管理制度也應該通盤檢討，是怎樣的制度導致了侵害人權、法治的事件一再上演，管理機制卻不曾發揮過糾錯的功能。

（四）修法明文承認搜索時律師在場權，讓人民面對警察時不再手無寸鐵

從本案過程可見，民眾試圖錄影自保，卻數度遭警方制止；詢問自身法律權益，竟遭言語羞辱。面對要求下跪、威脅等作為，民眾更難以即時獲得協助、維護自身權益。

店家委任的律師到場後，律師被阻攔不得入內；律師進到店內後，員警仍不斷要求律師離開。

這些情狀凸顯了律師在場對於保障人民程序權利、監督執法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的重要性。然而，目前《刑事訴訟法》第150條僅規定——「在法院審理期間」，律師才能於搜索時在場；對「偵查階段」則欠缺明文保障。

對此，我們早已認為《刑事訴訟法》應予修正（民間版草案），明文規範偵查階段搜索時的律師在場權。比較法上，偵查中搜索亦有容許律師參與的途徑。例如，德國可透過受搜索場所權利人的同意，容許律師在場；日本則可透過《刑事訴訟法》第222條準用第114條的立會人制度，由律師作為住居主或管理人的替代者參與搜索。萬一律師在場有妨害搜索進行的行為，仍能依法排除，並無窒礙難行之處。

三、道歉與申誡不足以回應執法不當，籲請內政部、監察院介入調查

本案至今，北市警局以「言詞不當」、「督導不周」作成懲處，市長也已公開道歉。然而，對於搜索是否逾越授權範圍、限制民眾人身自由有無法律依據、使用戒具及要求下跪是否必要，以及是否以威脅方式要求民眾配合製作筆錄等疑問，仍欠缺完整、具體的調查說明。當爭議涉及公權力對人身自由、人格尊嚴與平等權的侵害，僅以言詞及督導問題處理，顯然不足以回應事件的嚴重性。

這樣的處理方式，傷害的不只是當事人，也侵蝕了警察依法行政與內部監督的制度基礎。若違法搜索、強制帶回或羞辱民眾的指控，最後都被簡化為執勤態度不佳，第一線員警便無從透過具體的調查認定，清楚理解執法的法律界線；主管也可能以少數人受懲處為由，迴避指揮、管理與事後查處的責任。對民眾而言，這更傳遞了令人不安的訊息：即使提出具體指控、提供影音證據，也未必能換來完整調查與責任追究。長此以往，受害者將更不願申訴，警察機關也將失去發現問題、修正錯誤的機會。

因此，本會籲請內政部及監察院介入調查。內政部應督導警政署，就本案執法及後續查處過程進行實質調查，不能僅將陳情轉交原機關，再以原機關的說明作為結論。監察院則應運用調閱文件、詢問相關人員等調查職權，從警察機關以外的監督角度，釐清個別人員與各級主管有無違法失職，以及既有督察機制為何未能有效發揮作用。

我們期待，調查首先應完整保全並檢視搜索票、勤務規劃、指揮紀錄、密錄器影音、帶回及詢問紀錄等資料，主動聽取當事人、現場律師與其他目擊者的陳述，逐項回應社會提出的疑問。調查也應釐清：哪些行為出於現場指令？哪些主管、其他員警在場卻未制止？事後對外說明是否經過確實查證？既有懲處是否建立在完整的事實認定之上？在保護當事人隱私及依法應保密事項的前提下，應公開調查結果、認定理由與處理情形，讓社會能夠檢驗。

調查結果更必須帶來具體的責任追究與制度改善。對查證屬實的違法失職，應依情節追究相關人員及主管責任；涉及犯罪嫌疑者，應依法移送偵辦。監察院亦應依調查結果，對機關違失提出糾正，對符合要件的人員依法追究責任。過往監察院調查武陵派出所刑求少年案，即不僅追究現場行為，也檢視上級機關的督導、人權教育及管理缺失。本案同樣應有超越個別員警懲處的全面檢討。

本會呼籲社會大眾持續關注本案及各地警察不當執法的情形。任何人的性傾向、性別表現、身心障礙狀況，都不會減少其應受的法律保障。警察權力是否受到有效約束，關係到每一個人在面對國家公權力時，能否保有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我們將持續要求權責機關公開說明、追究責任並落實改革，不讓事件隨著新聞熱度消退而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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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副執行長　呂政諺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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