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權律師團評選2015十大人權案件
2016-2-25
圖片來源/巴丟草Badiucao
震驚中外的「709」維權律師和公民大抓捕事件肇始於2015年7月9日淩晨,中國公安國保人員對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王宇律師及其丈夫包龍軍、兒子包卓軒(包濛濛)突然實施抓捕。截至2015年12月30日18時,據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發佈資料的不完全統計,中國大陸計有316名維權律師、律所工作人員、人權捍衛者及其家屬被傳喚、強制約談、限制出國出境、監視居住、刑事拘留或者被強迫失蹤,逮捕。其中處於羈押或者被強迫失蹤狀態者36人。
上述36人家屬和辯護律師持續6個月無法從中國有關公安國保部門獲知這些人的羈押地點和具體辦案單位,其委託的律師亦無法與這些被關押和被失蹤的人員進行會見。2016年1月18日,有關家屬和辯護律師陸續獲悉,王宇律師、周世鋒律師、李和平律師、李春富律師、王全璋律師、李姝雲律師、劉四新博士、趙威女士、包龍軍律師、謝陽律師、謝燕益律師以及高月女士等已經分別被當局荒誕地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以及「幫助毀滅證據罪」批准執行逮捕(另有胡石根、劉永平、勾洪國、林斌、尹旭安等亦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批捕,公民翟岩民、張衛紅(張婉荷)、劉星(老道)、李燕軍、姚建清、嚴曉潔等強制措施不明,陳泰和、隋牧青、黃力群、王芳、謝遠東等人恢復部分自由)。另有王秋實律師、吳淦、幸清賢、唐志順等人目前處於羈押或強迫失蹤狀態。
中國「709」維權律師和公民大抓捕事件發生以來,國內外法律界、媒體界、人權組織、各國政府、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等機構以及普通民眾對此給予了嚴厲譴責和持續抗議。
目前,上述案件尚處於偵查階段。
中國大陸「709」維權律師和公民大抓捕事件,是專門針對維權律師、律所工作人員、人權捍衛者及其家屬發動的大規模打壓行動,也是在所謂「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大背景下發生的極具諷刺意味的踐踏人權、反法治事件。
該事件引發的刑事案件中,首創的以全國範圍的大面積傳喚、騷擾律師以壓制異議、以指定監所監視居住使當事人限於孤立無援境地並遮罩案件所有資訊,以「涉及國家安全」拒絕律師會見和通信,以違法秘密偵查原則迫使當事人上央視認罪並大肆渲染其道德、隱私事宜,以將相關NGO組織定義為反華勢力,以舉國之警力協同辦案卻對外僅以天津市河西區公安為辦案部門,實為專政思維指導下,各強力執法部門對國家安全法、境外NGO管理法的惡意理解和執行的總演練,也是維穩思維下,將律師這個社會進步力量錯認為假想敵的執政焦慮總爆發。
「709」大抓捕事件既給中國律師群體、人權捍衛者及其家屬造成極其嚴重的人身和心理傷害,也在全國範圍內製造了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最駭人聽聞的恐怖氣氛,嚴重破壞法治進程,危害自由人權和社會正常秩序,同時也在國際上造成極端惡劣影響,對中國更好地融入世界製造了極大障礙。
2015年5月2日,黑龍江省慶安縣農民徐純合及其母親和三個孩子意圖去大連金州探親,在購買車票時無端被刁難,後又被同村書記勸阻攔截,心生不滿,在候車室洩憤滋事阻攔其他乘客檢票,與員警李樂斌發生衝突,被李開槍擊倒身亡。
深圳員警設局殺人案、貴州張五槍案、廣西員警槍殺孕婦案、遼寧張研開槍致人死亡案,以及諸多未被媒體關注的槍擊案,如果串聯起來足夠駭人。
公眾對員警濫用槍支早已深惡痛絕。而慶安槍擊案的特點及其後續的處理方式決定其必然會引燃大眾憤怒。地點:眾目睽睽的候車廳;行為:守著死者白髮蒼蒼的老母親和三個弱小無助的孩子,惡警李樂斌以防衛挑撥的方式,蓄意製造死者徐純合「奪取」警棍的事實,然後開槍向致命部位擊斃之。
公開的場合,違法的執法,無端的槍殺,這一槍震驚中國,集惡之大成,盡顯冷血冷酷,視人命如草芥。
從人權和法治應然角度出發,任何制度設計須以防範、制約、懲戒公權保障私權為首要考量,沒有任何暴力比公權暴力更可怕,基於此,公眾對該案件的聚焦再正常不過。如果案發後,權力部門能按照正當程式對案件展開調查,及時公佈案件進展以回應公眾關切,它不至於演變為一重大公共案件。
然而,慶安常務副縣長第二天就代表哈爾濱鐵路公安局對李樂斌表彰並慰問。這無異於火上澆油,權力的愚蠢狂妄展露無疑,潛臺詞:我們就包庇就縱容了,爾等草民能奈我何?
至此,案件急轉直下,唇亡齒寒之意下,屠夫率先到場,以懸賞方式收集證據,很快一段李樂斌虐打徐純合的現場視頻就傳到網上,輿論瞬間鼎沸。謝燕益、李仲偉、謝陽、劉書慶四位律師也先後到場,以受害者代理人身份依法展開調查工作,而公民也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聲援圍觀。
相信所有關注該案的人,其動機都很單純,就是希望探尋真相,還死者一個公道,以警示公權,防止再次發生類似悲劇。結果是圍觀的公民被抓,代理被抓公民的游飛翥,馬衛兩位元律師被抓,代理被抓公民的律師的律師葛永喜,馬連順,唐天昊,徐忠四位律師再被抓,直接引致全國百位律師連署譴責。
而案件連正常程式都被廢置,律師申請資訊公開,不答;提起行政訴訟,又誣稱律師沒有郵寄合法手續。眼見高層已經從存亡角度看待該案,也大大出乎律師預料,為安危計不得已都逐漸淡出,案件不了了之。
未幾,屠夫被囚,然後709律師抓捕大幕徐徐拉開,謝燕益、謝陽亦身陷囹圄。
似乎很少有案件如慶安槍殺案能觸動所有國人的敏感神經,並引起不分階層的一致關注,由海量評論可見一斑,僅此一點,足夠載入史冊。
2015年8月25日,正在浙江溫州為當地教會提供維權法律服務的北京律師張凱以及兩位助手劉鵬、方縣桂被溫州市公安局從維權現場下嶺教會抓捕,同時,溫州有黃益梓、嚴曉潔等十余名教會牧師、傳道、同工被當地警方抓捕,這些人被涉嫌的罪名均為「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警方將這些人全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全部不准律師會見,並且拒絕依法告知辯護律師案情,這些人實質上處於被強行失蹤狀態。
此次大規模的抓捕發生在浙江當局近年來一直在大力強拆教堂十字架、改造歸化地方教會遭到各地教眾頑強反對的大背景之下。浙江溫州等地的教眾面對來自行政當局的強力逼迫,力量對比過於懸殊造成幾無對博之可能,但是他們還是依據現行有效的憲法、民法、行政訴訟法等有限的法律武器,與這種逼迫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抗爭,正是這種以現行有效法律中賦予公民信仰自由、財產權、民告官訴權的法律鬥爭,給浙江行政當局強拆十字架、改造歸化教會的行動造成了很大的「麻煩」,因為現行法律必竟還是明文規定了保護信仰自由、保護財產私有、行政程式必須正當依法的。面對這種「麻煩」,浙江行政當局於是拋開法律正義,直接通過刑事追訴的方式下手打擊,抓捕主要,震懾其餘,分化瓦解,意在「歸化」。
有評論文章認為發生在浙江等地的強拆十字架及改造教會運動是現代版的宗教戰爭,如此觀之,則不難理解身處這「戰爭」前線、身為教會、教眾法律維權代表人物的張凱律師和一直頑強堅決抵制強拆十字架運動的黃益梓等牧師被抓捕的邏輯了。
2014年5月7日,賈靈敏、劉地偉在幫助被拆遷人報警時被鄭州警方抓捕,5月8日被刑拘,涉嫌罪名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而批捕時涉嫌罪名變更為尋釁滋事。
2014年7月底,兩人移送鄭州市管城區檢察院審查起訴。後經公安機關兩次補充偵查、檢察機關兩次延長審查起訴期限,2015年1月23日,鄭州市管城區檢察院以尋釁滋事罪將賈靈敏、劉地偉起訴至鄭州市管城區法院。後被指定至鞏義法院管轄。
2015年4月開始審理,共經歷過四次開庭。
6月2日第三次開庭時,賈靈敏被四名法警抬入法庭,賈靈敏躺在被告席上,說話有氣無力。庭審開始後,賈靈敏要求發言,稱已在看守所已經絕食十六天了,從絕食第九天被強制輸液,希望法庭從人道角度延期審判。賈靈敏表示,絕食有兩個理由,一是抗議法庭非法拒絕證人出庭質證,二是抗議在上次庭審中拘留旁聽人員。
2015年11月5日,拆遷普法者賈靈敏以及劉地偉涉嫌尋釁滋事案,經河南省鞏義法院四次開庭審理後公開宣判,該院認定被告人賈靈敏、劉地偉犯尋釁滋事罪,判處賈靈敏有期徒刑四年,判處劉地偉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賈靈敏當庭表示不服判決、堅持上訴。
目前該案已經入二審程式。賈劉二人的被尋釁滋事案,至今持續一年零七個月,成為河南乃至全國的輿論焦點。
賈靈敏和劉地偉本人都是鄭州暴力強拆的受害者。賈靈敏系鄭州居民,做過20多年教師。2010年,她被綁架至鄭州郊區的櫻桃溝,房屋在被非法拘禁期間強行拆除。隨後,賈靈敏辭去教職一心維權,在維權過程中,她自學法律,以法律為信仰為武器,主動幫助與她一樣受害的人。
筆者通過賈靈敏的日誌、接受普法人員等多方面的調查,從2012年底至2014年5月7日被抓捕,賈靈敏共去過全國9個省、50多個城市,主要圍繞拆遷所涉及到的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規,做義務宣傳,著名的一例:在山東平度陳寶成被囚後,他在陳家門口搭個桌子普法兩個多月,接待了山東各地趕來的訪民。
但她也不囿於為訪民維權,他積極參與過許多公共事件。2013年,女權抗爭者在海南舉牌抗議禽獸校長,就有賈靈敏的參與,她當時就與王宇律師站在一起;王全璋律師被江蘇靖江法院肆意拘留,法院門前抗議的人群中,也有來自河南的賈靈敏。
這種精神感動了無數的人,劉地偉也是被她的奉獻精神感染,自願駕車為她服務。賈靈敏被抓後,羈押地鄭州市第三看守所門外,為她送錢送物的人排成長隊。有貧窮的訪民,從一千多公里外坐火車趕來,為她存上一百元,謹示關懷。
值得一提的是賈靈敏的落地式普法,在鄭州許多被拆和待拆的村莊內直接舉辦講座,村民們敲鑼打鼓迎接,動輒幾百上千人聆聽。從2013年開始,這樣的普法講座在鄭州一地搞了十幾場,有幾次被當地基層政府肆意破壞,其中一起在高新區老倆河村的講座,遭當地街道辦主任帶頭衝擊、打砸,而這起事件,也算成了賈靈敏「尋釁滋事」的罪證。
2015年12月3日,廣州和佛山兩地20多名勞工NGO人士及工人被警方帶走,其中番禺打工族服務部負責人曾飛洋及其同事朱小梅、孟晗,廣州海哥勞工服務部職員鄧小明、勞動者互助小組負責人彭家勇、佛山市南飛雁社工服務中心負責人何曉波等6人,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或職務侵佔罪予以刑事拘留,一個多月後,彭家勇、鄧小明被取保釋放,曾飛洋、朱小梅、孟晗、何曉波被正式批捕。
加上5月份被刑拘、7月份被批捕的工維義工、勞動者互助小組成員劉少明,此番對勞工公益人士如此大規模和嚴厲的打擊,在廣東省乃至全國尚屬第一次,引起國際國內的強烈反響,490名國內公民簽署《勞工界和社會各界部分人士就勞工NGO被嚴厲打擊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意見書》,國際上150多家機構和2000多名個人也發表聲明,強烈要求當局釋放被抓的勞工公益人士,與此同時,10餘名人權律師迅速接受了被捕者的家屬委託,另有50多名人權律師組成法律後援團,然而,律師們至今仍然不得依法會見他們的當事人。
2015年3月7日,五位計畫在三八節當日進行公交反性騷擾宣傳的年輕女權活動人士李婷婷、韋婷婷、王曼、武嶸嶸、鄭楚然分別在北京、杭州、廣州被捕,官方認定的涉嫌罪名為「尋釁滋事」。因抓捕行為之蠻橫及違背一般良知和法理常識,此案迅速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並被通稱做「女權五姐妹案」。
「女權五姐妹案」發生後,國際國內輿論大嘩。數位辯護律師迅速介入案件,並多次會見當事人;女權人士紛紛發聲聲援,展示了空前的凝聚力和團結性;自媒體、網路平臺、行為藝術等多種形式的傳播活動迅速開展;國際媒體廣泛報導,西方多位元著名社會活動人士及政治人物亦表示關注和譴責。在國內外跨界別多元群體的共同努力下,最終對五位女權人士的提請批捕未獲檢察院批准,五人被以「取保候審」的方式從看守所釋放。但至今案件尚未撤銷,她們並未獲得完全自由。
「女權五姐妹案」是2015年一系列群體性抓捕的先聲,也是執政當局對民間社會持續性壓迫的重要組成部分。三月初的女權案,是2015年官方在「依法治國」的名義下所製造的一系列惡性人權災難的開端,也預示著社會凍結化趨向在加劇,意味著在未來很長時間內民間社會的自主發育空間會受到急劇壓縮。緊隨其後,7/9律師劫、12/3勞工劫爆發,當局重拳頻出,呈雷霆萬鈞之勢。
然而,「女權五姐妹案」在某種程度上又可稱為一次民間力量的勝利,同時也是一次各界別精誠合作的典範。這個案件中所暴露出的當權者的無知和顢頇,以及女權人士身上所體現出的抗爭意識、無畏勇氣和巨大潛能,在對照之下,恰能令有識之士對未來懷抱希望。畢竟,強弱的力量對比只是暫時,而歷史終將由正義的一方書寫。當女權運動匯入追求國家憲政民主轉型的洪流,自由事業召喚下的女性權利宣導和爭取,前途必然一片光明!
本系列案指始於2011年7月開始,並以2015年年底對王默、謝文飛等人的審判為高潮,對包括劉遠東、黃文勳、袁兵、袁小華、陳劍雄(陳進新)、李小玲、馬勝芬、張聖雨(張榮平)、王默、王愛忠、謝文飛(謝豐夏)、楊崇、賴日福(花滿樓)、賈榀、吳斌(秀才江湖)、孫德勝、郭春平、楊崇等(不完全統計名單,排名不分先後)被刑事追訴或行政拘留的案件。
以上述所列人員為代表的公民在中國南方以無組織、無中心、無領袖的理念,宣導上街舉牌和拉橫幅直接表達政治訴求,提出各項要求落實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主張。主要包括:2011年在廣州天河拉橫幅慶祝利比亞卡紮菲政權倒臺、廣州黃花崗烈士陵園月末例行集會、2012年初要求公開財產、2012年世界人權日街頭抗議活動、2013年1月份南方週末事件、八城快閃、2013年2月的廣州人民公園反朝鮮核爆集會、白雲山裸奔、舉牌聲援香港佔領中環等。
介入南街系列案的律師有:隋牧青,葛永喜,吳魁明,葛文秀,劉正清,謝陽,陳科雲,王勳,陳進學,石文好,覃臣壽等。
劉遠東於2015年年底被判刑。王默、謝文飛和張聖雨於2015年受審。上述幾人之案件為南方街頭系列案在2015年的典型代表。前述幾人,特別是王默,以「專制政權應該被顛覆,我就是要顛覆一黨專政的國家政權」自辯,開此類案件辯護新理念之先河。
街頭行動是當局目前最忌諱的抗爭模式。國安維穩模式對民間社會全面打壓中,直接上街表達訴求的南方街頭運動是最先被打壓和清除的物件。南方街頭運動,為探索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新嘗試,將對在未來持續產生深遠影響。
2015年5月11日至5月29日,江西樂平冤案的代理律師和辯護人,為捍衛律師閱卷權,在江西高院門口進行了長達19天「節假無休、風雨無阻」的意見表達和等待。2015年7月6日,申訴律師終獲江西高院承諾同意閱卷,並於8月10日閱到了該案案卷。江西樂平冤案平反工作進入了實質推進階段。
在此不得不提及樂平冤案。2000年5月24日,江西樂平縣城綠寶超市老闆蔣澤才被殺,女青年郝強同案失蹤,後黃某等數人被認定為兇手並判死緩。2011年11月,連環殺手方林崽被抓,供認綠寶超市案為其所為。
江西樂平冤案,由於真凶方林崽的出現,曾經給了上述被告及其家屬伸冤的巨大希望,諸多法律界人士和媒體界人士也傾注了大量熱情和精力專注於該案的平反,但體制的板結化使這種伸冤之路變得無比漫長和艱難,律師界為了給上述被告人申訴,多位律師自帶乾糧無償付出,為了從江西省高院調取該案案卷,先後幾十位律師到江西高院門口舉牌持續近一個月時間,公民吳淦也因為聲援律師的抗爭行為而身陷圇圄,至今未能獲得自由。
一個國家的司法如果對眾所周知的冤案無法平反,反映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系統已經失去了自我糾錯的功能,這種糾錯功能的喪失導致無辜者始終無辜,作惡者始終逍遙法外,製造冤案的機制無法得到有效的反思和改進,以致周而復始延續著冤案累加的邏輯,直至這種司法的公信力完全喪失,司法調節社會矛盾的功能演變成壓制和掩蓋社會矛盾的機制,並最終成為社會所有矛盾的焦點和衝突點,司法不公,這已經成為今天的現實,並很難看到改進的希望。
三樁事件集中反映了類似重大安全事故是公民生命權、健康權、財產權的巨大威脅。但重大安全事故的隱患形成、預警機制、應急救援、媒體報導、知情究底、成因調查、事故問責、社會反思,以及由此本應推動的制度完善仍然存在巨大缺失和不足,甚至被異化為歌德派的災難美學。
其次,類似事故的媒體報導、公民社會追根究底的知情權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官方應對或是半遮半掩,或是官方通稿,公民社會難以獲取獨立客觀,足以信賴的資訊,不可避免引發流言,資訊強力管制更是不利於獲取事件真相。
第三,調查問責程式不夠公開透明,受害家屬、公民難以參與其中,也沒有聽證或質詢環節,結論與處理難以令人普遍信服,更無法達致制度上的補救、完善和提升。
第四,事故發生後的家屬接待和賠償大都採取慣常維穩模式,採取一刀切的賠償模式解決。凡是對賠償、真相、追責存在意見,不予接受的受害家屬經常被歸類於「重點維穩對象」受到不正常的對待。
區伯,歐少坤,著名監督公車私用的廣州居民。2015年3月26日被長沙警方以「嫖娼」為名拘留五天,據查,宴請區伯的人「陳佳羅」很可能就是長沙公安局國保支隊四大隊的陳檢羅隊長,被認為是長沙公安涉嫌利用公權力擺局設套「嫖娼」。
本案至少表達如下幾方面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