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學運後，林義雄先生禁食，浪潮波波，衝擊政府。行政權首當其衝，馬江體制，不斷受挫；立法權亦無倖免，「割闌尾」行動，方興未艾；司法的臉龐迷蒙，警察、檢察、法院三方，橫看成嶺側成峰，連動方式各不同。

318到324，反核上街，立院包圍，警方高度戒備，長期緊繃。總統閣揆到警政，三位一體，署長一條鞭，地方首長難置喙，內政部長似乎都得閃一邊。中央完全掌控，理應完全負責，但推阻民意之思維沿習，掌控警力之方式沒變，操作之手法依然，警政內部改善過勞的方式，除了加薪，繼續無解。

基層員警內外夾擊

因此，警察應組工會的呼聲四起，如果說工會可以爭取權益，那麼，反對這件事的人，才是真正反對警察權益的人。換言之，表面上或許是人民站在盾牌的前面，事實上，站在警方對立面的，可能不是民眾，而是自己愛戴的高層長官。執政高層阻卻民意的慣習、抗拒人民的作法、害怕警方自主的恐懼，才是警察過勞的主因。

再說警察濫權的問題。說句公道話，警方早該成為「偵查主體」，人是警察在抓，證據是警方在查，案子都是警方在辦，剩下適用法律，警方早該好好培養能力。就算不能完全取代檢察官，至少也可以併列「雙偵查主體」。然而，自重而後人重之，法條只是皮毛，法治的內涵才是重點，捨本逐末，雞毛令箭，高官疑慮，人民疑懼。難過的是，長期以來，連警方自己都看輕自己，遇到法律就閃避。

刑事偵查是一種專業，不是隨便人都可以擔任，純熟的辦案經驗技巧，還必須兼具內化的法治程序。近來從打人頭破血流、水車當作玩具、惡意攆走記者、莫名沒收喇叭、隨意使用束帶、計程車鬼祟逮人，一而再、再而三展現踐踏法治不遺餘力，甘為差遣工具，社會觀感甚差，警方地位低落，成為主體就遙遙無期。

要提醒的是，長期讓警方的地位低落，成不了主體，就容易為受使喚的「客體」，高官似乎是故意，因為，威權的思維沒有改變，就會只希望有聽話易使的工具。基層員警唯有自己權利意識的覺醒，才能真正有心力與空間，把「為民服務」認真當一回事。警察組工會，開始自主化，深入國家化，更要民主化與人民化。

基層土石流 高層大風吹

這段期間，檢方的形象，在聲押魏揚時，盪到谷底，不合法定要件硬要押，彷彿還活在過去「押人取供」的威權時代，連檢方自己，也不少人看不過去，對於台北地院的「立即打臉」，暗自喝采。

對於頻繁的抗爭活動，不少學者公開呼籲，應該統一法律見解，承擔這個新的「歷史共業」，有檢察官也持相同的立場。無論是從抵抗權、不服從、阻卻違法事由、可罰違法性、減輕或免除責任事由，實體上並不是找不到理由，不起訴、緩起訴，程序上也不是沒有手法，似乎是最該積極行使「檢察一體」的歷史時刻。

可惜聽者藐藐，就在基層檢察官辛苦面對民意土石流時，北檢檢察長急著離去，媒體總解讀是成為了破壞法務部長的「人事佈局」。不論實情如何，檢察長如果一副不想「一起承擔」的姿態，基層檢察官的感覺必然不好。這波的人事大調動，倘檢察長們只顧著玩「大風吹」，每個案子，各吹各的調，就像之前的首長特別費一般，標準不一，民怨四起，檢察體系的形象與信任，究竟伊於胡底。

當然，參照法務部長先前的發言，對於最近的抗爭活動，似乎是採取嚴厲而不願寬貸的政策取向，如此，檢察長倘若揣摩或遵照指示，積極行使「檢察一體」的結果，就是由上而下的全面查辦、「遍地開花」。倘若如此，對運動採取比較寬容態度的基層檢察官，又有多大獨立空間與決心，能在其中取得平衡，值得觀注且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法院的臉偷偷在改變

相較於目前動向不明的檢方，疲於應付各方質疑的警方，法院近來似乎「親民」不少。遠一點的從判決黃世銘有罪，關廠案的勞工勝訴，堅持不羈押張德正；近一點例如不押魏揚還無保請回，判決劉政鴻提告記者污辱無罪，改判三鶯自救會違反集遊法無罪，更對「反瘋車」11人全判無罪，法院似乎有越來越貼近民意的感覺。

正像這樣，在體制上，法院透過外部獨立與內部獨立的逐步建立，預留了法官依據法律和良心的審判空間，也像這樣，透過一個又一個的「決定」，法院才能夠慢慢地累積人民對它的信心。相較於此，檢方的內部獨立性過猶不及，外部獨立性方受重挫而脆弱不堪，警方內外均不獨立，還拒絕「轉大人」，這些大抵是「司法生產線」的現狀。

如果這樣的樣貌分析大致正確，其實，法院正在用兩倍的速度，擺脫檢察體系。說是兩倍，因為當法院獨立審判的空間漸趨穩定，越來越多的法官願意進入一個又一個的個案中爬梳，在人權的角度上，不吝於給予人民更多的保障的同時，反觀檢察體系，在曾勇夫與黃世銘的內鬥兩敗之後，仍然驚魂未定。

基層檢察官或六神無主，或明哲保身，等待著上級的動向與意向，才能權衡與判斷，辦案究竟有多少的自主空間，不管是法令的見解或寬嚴的標準。加上檢察總長也才剛要上任，和法務部長之間的磨合有待觀察，這些都是檢察體系可能會遲滯後續發展的原因。

樂觀地說，真正的「審檢分立」，或許即將落實。悲觀地說，基層檢察官或檢察長們再不自立自強，「警察化」將會是一條不歸路，失去信任，權力就會被一一收回。相對地，如果警方能在這一波的衝擊與挑戰中，痛定思痛，或許不失為找回「偵查主體」的契機。屆時，檢察官的名字，可能只是公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