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訴中心，是司改會第一線接觸民眾的地方。接聽申訴電話、直接面談，我們實際接觸每個遇上司法的人，了解他們在司法中遇到的困境是什麼。

今年三月，在馬來西亞長大的我，開始到司改會任職，有個案件始終在我腦海反覆思索......

Jenny，是一位來自菲律賓的移住勞工。曾經有個美滿家庭的她，近幾年遭遇前夫家暴，也因此與前夫離婚。從那時起，她再也沒有見過她的小孩，取得監護權的前夫，完全拒絕讓她探視小孩。家庭破裂又孤立無援的她，輾轉來到台灣擔任家庭看護，照顧著一位年邁的阿嬤，盡心盡力，不敢稍有偏差，因為，她無法想像當失去這一份工作時，要如何生活下去。

去年二月，阿嬤的兒子，也就是她的雇主，竟然對她伸出魔手！案發後，她恐懼、痛苦，但因為語言與環境的雙重的陌生條件，再加上太擔心自己會失去工作的脆弱處境，以至於不敢離開雇主，第一時間也隱忍沒有報警。加害者似乎看出Jenny的不敢反抗，於是繼續不斷的對她騷擾與性侵犯。瀕臨崩潰的Jenny，終於透過友人協助報警，步入了台灣的司法程序。

但是，承辦這起性侵害案件的檢察官，卻以她沒有積極反抗、大聲呼救、立即報警為由，認為Jenny沒有一般性侵受害人的樣子，便對加害者作出不起訴處分。檢察官在這個個案中，赤裸地展現出性侵迷思與對特定族群的偏見，對她造成了難以抹滅的二度傷害。

司改會接到來自庇護所的申訴，希望能夠檢舉這位檢察官。為了釐清案情，我兩次造訪了Jenny所在的庇護所。第一次與Jenny見面，害羞、無助、英文不好的她，在朋友的轉譯下，以菲律賓方言娓娓道來自己的遭遇。第二次與她見面，我捎來了司改會決議受理檢舉，並提起檢察官評鑑的消息。這一次的對話，沒有轉譯，也沒有多餘的言語，我感受到，她打從內心道出了對我們的深切感激。

Jenny的案件在我內心烙下深刻的痕跡，因為我與她，有著同樣的身份——移住勞工。我很幸運的，沒有語言上的隔閡，但我無法想像，語言完全不通，同時害怕隨時會失去工作而遭遣返的Jenny，在面對警方調查、檢察官偵查的時候，心裡到底會有多麼大的不安與惶恐？她處在一個陌生的環境，面對一個通譯資源貧乏，對外來者又極端不友善的司法環境，受到國家機器無情輾壓。

這個個案，讓我反覆思考「公平審判」、「友善司法」背後的意涵到底是什麼？歧視、偏見，該保障的權利不受保障、該調查的證據不被調查，要人民如何期待這樣的司法是合理、公正的？當檢察官、法官穿起法袍，手上握的，是一個人、一個家庭、甚至一整個移工族群的生活乃至生存。手握大權的檢察官、法官，應該為自己的偌大權力，謹慎且負責。再弱勢的人，都值得更好的司法，我們反省，自詡法治進步的台灣，是否也能夠友善、公正地對待來自異國的朋友？

司改會申訴中心，從2011年成立以來，因為有著熱血的工作人員，以及無數的志工、義務律師的支持，已昂首走過6個年頭。我們從來沒有忘記來自每一個又一個案件申訴人的託付與期許。申訴中心作為司法改革最前線，我們經手、救援、檢舉的案件數以千計，我們對案件永遠充滿熱情，面對強權堅定無所畏，透過一件又一件的個案救援、司法監督，要造就一個更友善、更平等的司法環境，讓公平正義能在每個最弱勢的民眾心中被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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