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碎一個人的三次墜落。
第一次少年觸犯懲治盜匪條例入獄假釋，第二次被冤錯誤判竊盜案撤銷假釋，第三次，假釋撤銷後再次入監前，他決定犯下回不了頭的強盜重罪。

他是如何墜落的？

二十歲時，朋友約他去拿錢，說對方欠他們錢，但對方好像私底下要獨吞那筆錢，他是開車的，他待在車上，朋友上去的時候開槍，有人死掉了，他當時不知道狀況就聽到槍聲，朋友帶槍他知道，但他不曉得他們上去就打死人，接著就開車載朋友們離開現場，雖然從頭到尾沒有在現場，但他知道要發生事情，只是不知道會發生人命。當時的他被依犯懲治盜匪條例判無期徒刑，在台南監獄服十三年半，假釋出獄。

那是他的第一次墜落。二十歲以殺人罪共同正犯被起訴判刑入監。

是什麼樣的人會想不開到在假釋期間屆滿前「決定」再犯？
還是一個無期徒刑假釋犯。

會有一位曾犯下「惡性重大」的無期徒刑假釋犯，「忍」過七百餘日，卻無法撐過最後的幾個月，明知自己即便只要犯下最低刑度的有期徒刑之罪，也會再次入監服滿二十五個年頭的刑期，卻仍再犯，還是一起刑罰相對輕微的竊盜案件？

四十三歲時，他假釋出獄已十年，他辛苦建立的事業終於逐步起色，也成家育有兩子。那年發生八八水災，連續下了兩三週大雨，屏東大橋淹得他和妻子兩人在屏東去不了高雄，當時他看到電視有人在救災，就叫員工把工作都停下工作幫忙救災，若有人要捐送物資公司都能派車協助，救災過程遇到公司一個股東，說有位高雄縣民意代表要找營造廠老闆配合，派車輛合夥撿拾漂流木，因為整個山區河川被漂流木阻塞，但他們器具不夠，他就四處籌借三十台重機具，撿了約莫五大堆漂流木材，想不到這位民代欠別人錢，把木材運走偷賣變現，他氣憤之虞就將五堆賣剩的七八枝木材載回公司放，竟被民代控告竊盜起訴。一審時宣判無罪，二審卻被判決有罪，依照舊刑訴規定竊盜罪不得上訴三審，有期徒刑八個月定讞。

那是他的第二次墜落。四十三歲以竊盜罪被起訴判刑，並撤銷假釋。

聽到母親死去時，我站都站不住，不知道何去何從。

假釋被撤銷後，有六個月期間準備回監服刑，但他覺得這次無法再入監了，心裡又冤又慌亂的他才接到母親要他別擔心別逃跑的電話，就緊接面臨母親的死亡，那是他載浮載沈的生命中少數敢一把抓住的浮木，他知道自己再也抓不到了，頓失所依。他成人後僅有的幾次求救，一次是在他初犯假釋後的時候，三十三歲的他以為生命重見天日了，但現實是他不知道前科的印記到底能帶他去哪裡，「找誰，關十幾年了出去要找誰」，他像在自問生命的去處，入獄時他母親每星期去台南監獄探望他，在出獄後他的母親更時刻提點他，千萬不能走歹路，他臉上帶點自我肯定的說，他母親一直是他最願意聽話的對象。

那時候我一個人在靈堂守靈，每天沒一天清醒，後事辦完，就想說最後一條路，做完就結束了。

他好像還在等生命最黑暗的那晚過去，是他一直在母親的靈堂前求救的夜晚，用他最稀微的姿勢。但那晚沒人接住他了。那是一顆點燃犯罪的信號彈，也是吹熄一切求生慾望的煙霧彈。

後來的他就「再犯」了，真正的再犯，他決定讓自己墜落到沒人在的彼方。

他決定綁票他在台南的富商好友，據說名下資產有兩三百億，他當時心急如焚想著能留什麼給妻小，在他再度入獄關死之前，或者說在他逃亡被捕自盡前，他眼裡只有自幼無依的妻子如何養大兩個才唸小學的小孩，但他不知道怎麼以一個營造廠老闆的身份跟朋友商借幾千萬，打平那些因營運公司的貸款缺口及往後二十餘年留作家用所需，應該是說他不知道說出他曾有無期假釋的前科，現在又被撤銷了會嚇跑多少同業友人。掙扎了兩個月，他決定選擇橫豎都是死路的其中一條，最沒有回頭路的一條。他說他把槍枝的子彈全退下，因為那也是一路幫他的朋友，他只想要錢。直到兩個月後被捕，被綁的富商朋友到警局看到是他，氣得問他『有什麼事就告訴我，為什麼要做這種事』，他卻也不知從何說起了，因為一切已經犯下。

那是他的第三次墜落。四十三歲因冤錯案假釋撤銷後，再犯強盜重罪入監執行。連帶著苟延殘喘的最後一口氣都被絕望的魔鬼吞嚥。

對他來說，沒有盡頭是最可怕的，就像因受冤假釋撤銷後距離入監前的那六個月，還有再犯完惴惴不安的兩個月，沒有盡頭的焦慮、不安、無力，所以他決定要讓自己停下，他隨身帶著槍，決定在警方前來逮捕時自我了結，停在他覺得他能承受的那一刻，但在那之前他總是想見他孩子最後一面，那天在安親班前的馬路邊，他看見了埋伏的警察，他走回車上準備持槍自盡，差兩步，他被制服了，但終究還是有著落了。

又回到這扇鐵窗。

全部都還了，把犯罪所得都歸還給被害人。對方像我父親一樣很疼我，我進來寫信給他，他也不知道怎麼講我，要我好好反省。後面這條我自己也蠻愧疚的，說真的，當時看到我那個朋友被我綁架， 當時我就知道，以後看到他們夫妻，地下有洞我就自己不知道躲哪裡去了，所以我進來有拜託父親他們去找他，他們也說算了啦，我是自己安慰自己，不然我孩子長大在外面如果遇到他們夫妻倆，有夠羞恥，真的有夠羞恥。

講起自己著手預備實行的一連串罪行，席捲而來的是他注滿七孔的羞愧，坐在監所會客室的四面水泥高牆裡，彷彿成了他迫切挖來藏身的防空洞，然而他最在意的仍是「哪有當人老爸在當賊仔的？」，第二次被冤判的竊盜罪儼然嚴重侮辱了他的人格，那份在世人量刑最輕的罪，或許才是他生命中最不可承受之重。

而這最重也最輕的第二次「犯行」，檢察總長替他兩度提起非常上訴遭駁回，由監察委員王美玉、方萬富、楊美鈴提出的調查報告也明確指出二審高分院審理的程序瑕疵：「證人兩次出庭對於合夥人數和價格證詞都不一，但法官沒有讓黃明芳行使詰問的權利，卻以此作為有罪判決的依據，違背證據法則，侵害了黃明芳的詰問權及訴訟權」，但這些仍然沒能讓他的冤罪獲得平反。難道曾犯下重罪的罪人，於他無辜的小罪就能受冤？這一份微小的清白對他來說，或許就是他在碾碎前僅有的、完整的一份清白。

這趟去到嘉義監獄的採訪行，因為典獄長阻卻而無法留存影像紀錄，對於殺人犯、冤罪犯，或者假釋犯、前科犯的界線，在我心中的理想圖像也更模糊了，似乎沒有一次罪行出現善惡分明的「好人」與「壞人」，也沒有那麼罪有應得或者罪無可赦的受害者與加害人，最清晰的，倒是那些看似事不關己，卻從中脫身的關鍵利害者。

而對於那些曾為贖罪付上代價的人來說，是脫掉惹人嫌惡的前科罪名困難，還是再次穿上好不容易脫掉的罪犯外衣困難？

「罪」的是非，不如肉眼所見能一眼辨識，「罰」的輕重，也沒能讓承受與被承受者同獲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