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多元關懷，進入司改會

高中時期，正值臺灣解嚴的年代、黨外運動興盛，開啟教授對法律的想像：法律似乎能夠作為公平正義的量尺、為臺灣社會理出一條道路，她因此選擇就讀法律系。大學憲法課堂受到林子儀、許宗力老師的啟發，對比較法學產生濃厚興趣，尤其是美國法的判決中，不同意見書的主張經常在多年後推翻過去判決，成為多數意見，如同性婚姻合法化、女性擔任律師的權利等等，也因此奠定教授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深造的基礎。當時對受刑人權利、環境法學、性別平等議題皆有關懷的教授，博士畢業回國後，於尋找教職同時，基於對刑事司法改革的熱忱，進入當時還尚未如今日被廣泛認識的司改會，擔任常務執行委員。

性別盲年代下的司改

宜倩教授目前雖仍擔任司改會的監事，但與秘書處工作人員的互動與認識已經較少，直到教育訓練邀請到老師來談性騷擾，大家才交換了過去到現在司改會這個場域中，不同時代參與者感受到的經驗上的異同。

當問及宜倩教授觀察到的職場上的性別化社會現象，她說到，無論是司改會或司法實務工作，職場中的性別階層化現象都很類似，如女性律師多數為受雇者、男性律師占合夥人的比例較高；在其參與的年代，司改會也是男性律師為多數。同時，秘書性質的工作皆偏向由女性從事、女性在會議進行中的發言較不被重視，難以和男性享有平等地位。教授也直言，可能是因為自己同時具備博士學歷與律師的身分，讓她較能贏得他人尊重。

不過因為從小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是父親，加上自己對女性主義法學的研究專長，教授在面對眾男性時可以直接提出性別相關的建議。例如某次記者會的規劃中，司改會工作人員原先欲以「皇后的貞操」借指司法制度的整全性（integrity），是由教授與眾人溝通後，才撤下這樣的標語；在討論某個委員會的組成時，教授提出單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的性別比例規範，有人質疑這與性別有何關係、有人提出具有性別刻板印象的贊成與反對理由，如贊成的原因其一是「女性較不會貪污」。此外，在早年法院開庭中，教授也觀察到有趣的性別現象，男性當事人在法庭上一掉淚，法官們便要求趕快關門，對女性卻不會有相同的舉措，顯示社會對於男、女性情感的表現差異對待。

教授說明，她明白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各自的求學經驗限制下，多數人對於性別的意識仍多停留在傳統思維，「他們仍在慢慢練習將女性視為工作上平等的夥伴。」教授認為，對自己而言，這些刻板印象雖不至造成太大傷害，但會努力直接正面回應，讓對方明白事實並不是刻板印象中的情況，藉由每次的議題和活動盡力和大家討論。 

如何邁向多元敏感度的司改

至於教授在司改會，曾試圖推動過何種改革？除了從官網上可以看到許多過去教授投稿的文章，例如2006年〈法庭通譯，擺好看的花瓶？—語言霸權主義下的失衡公義〉批判法庭中的語言霸權、2014年的〈大家心知肚明部隊的事？〉批判司法維護軍中男性霸權等。教授也提到，她曾與同事想編一本關於性騷擾、性侵害案件的書籍，當時已經開始安排寫手、欲訪談的當事人等，但由於各種因素最後無法完成計畫，覺得有點可惜。

關於改革，教授也很重視司法親近性的相關制度，她提到，我們的法律體系中存在著性別、種族、階級的歧視，司法體系應對此進行糾錯，才能提升民眾信任度、使其願意親近、使用司法制度。如教授在〈以人民需求為量─邁向對種族、性別、階級等社會差異敏感的司法改革〉一文中有提到，美國法院體系於1988年自行檢視、調查法律實踐過程中的種族、性別偏見是如何運作，反省司法自身的歧視，進而往審判公平的方向更邁進，而當臺灣的法院本身無法做到時，司改會應將此視為重要的改革議題去推動。教授認為，「這些與性別相關的法律改革，都要靠組織自身在專業領域中加入性別的面向去反思，才能有效達成，不能依賴其他NGO，而是要同時並進。」

說到現在的司改會，教授認為已經有不少改善，雖然常執會的性別比仍十分懸殊，但年輕世代與資歷較深的工作者間如有更多溝通，特別重要的是能夠同時理解雙方的角色，才可以讓組織有更多元的聲音，也才能在成員彼此的討論之間，試圖達成組織革新、或重新設定議題的優先順序。

對年輕世代的性別觀察

聽完教授對於司法體系改革的經驗與想法，不禁十分好奇，為何在法律實務闖蕩後，仍選擇至性別所擔任教授？

教授認為，冤案仍需要盡力救援，但是她更想把改變之重心放到整個事件歷程的前端，也就是「教育」與「預防」。「以目前我國的死刑案件而言，其中有許多是性別關係出了問題，但每個人會走到那一步，有許多綜合的因素，我們要做的應該是針對這些因子進行預防，而不是排除。」就像每個事務在整個發展的歷程會有不同的分工，對於教授來說，釐清自己能做與想做的角色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儘管教育的成效緩慢，但我還是會繼續做。」

至於教育現場的經驗，教授提及曾在課程「性、愛情與法律」請到性諮商師進行演講，在匿名提問的環節中，她發現學生即使處在網路便捷、訊息易於掌握的當代，對於情感與性的好奇與疑惑卻與過往的學生相差無幾，「雖然現在網路越來越方便，但也因為資訊真假難辨，所以學生對網路上的訊息反而越來越不確定，而想藉由課堂知道老師的『標準答案』為何。」從而也能發現當前的世代儘管對於情感、性別平等與性教育等有更多的關心與探索，通常卻僅止於表面的平權（例如認知女性可以擔任總統，或者《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形式增設），前端教材之方向與內容亦無改變，使得年輕世代對於性別與性的認知需求未能夠透過教育而完足。

教授也發現，當代部分的學生對於情愛之需求與理解有些萎縮。現代人長期使用網路，缺乏人與人的直接互動，導致在進行面對面的情感交流時，反而感到不自在。「像我經歷過手機不普遍的年代，才知道好壞以及差異，但年輕世代沒有相同經驗，可能會不自覺、無惡意地呈顯出不佳的人際技巧。」此外，「年輕男性」亦是教授現正觀察與研究之族群；她認為現今的社會加諸年輕男性的印象與期待，使得他們的思想與行動被壓縮於狹小的空間內，「但是依我的觀察，家庭或學校往往沒有提供相應的情愛教育與文化支撐，導致部分人在人際互動上面臨困難，這反而讓我覺得很心疼。」

當代年輕族群喜愛的影視劇中，亦漸漸出現不少性別的題材，曾撰寫影評文章如〈我想當孔劉的情人〉的教授則提到：「許多事情與現象早已發生，但人們的性別之眼沒有打開，現今的影視劇便是透過觀眾能夠接受的媒材，將這些議題點出。」雖說各戲劇的角色設定與內容會因拍攝需要而與社會現實稍有脫節，但戲劇作為當代大眾的放鬆與娛樂的管道，只要能點出思考，議題的傳遞便已然成功。

在未來，教授認為，性別關係與人際中的情感交流會持續有所改變，「但是將如何進行改變？這點其實很難預測，總之，仍需要靠練習吧！」

當代的我們，未來想要什麼樣的台灣？

在台灣，當大眾對於種族與性別議題產生歧異時，時常有人打著國族認同優先、共體時艱的口號，試圖掩蓋衝突，教授說道：「正是由於我們的國族認同正在建立，更應該要思考自己想要成為什麼的台灣？」換句話說，在處理種族性別衝突的同時，便是在建立國族認同。

過去社會對於基礎的性別議題仍有所爭執與爭論，而現今的世代須處理的則是高階複雜的性別難題，如女人當總統後，有沒有性別敏感的政策？不同性別者如何在家庭、職場與社會場域內互相協作？可知根植社會的刻板印象、二元對待、微歧視等現象，仍須繼續透過教育、組織倡議與社會實踐方能有所改變。

在當今不同世代對於性、性別、人際的認知同異共存、多元議題得被廣泛發揚與討論的台灣社會，職業中的性別、教育中的性別，乃至於司法與法律人在其中的角色為何？該如何發展與修正？教授拋出了很多問題，但核心都是想要讓年輕世代一同思考「我們想要什麼樣的台灣？」，在這摸索與學習的過程中，教授那句「總之，仍需要靠練習吧！」尤其讓人感到深刻與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