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吉（化名）是一位患有思覺失調症的受刑人，因為病況發作，犯家庭暴力傷害致重傷，被判處刑前監護處分3年與1年8個月有期徒刑。刑前監護處分期滿移監當天，就因熱中暑橫紋肌溶解住院治療，爾後在監時健康狀況急速惡化，在台北監獄僅5個月的服刑期間內（2018.8-2019.1），監內門診20次、戒護外醫7次、住院治療5次，最後因心跳停止送醫急救，到目前為止仍在保外就醫當中。

監察院也針對此案作出109司調0051調查報告，認為就保外醫治的啟動及審核，程序不明，且各監獄與培德醫院間，欠缺受刑人病情與醫療診治之統整與協調機制，使病況嚴重的受刑人宛如醫療人球，提案糾正法務部、台北監獄、台中監獄。

我們透過採訪阿吉的哥哥、司改會林瑋婷研究員，以及法律扶助基金會的薛煒育律師，希望讓大家了解精神疾病患者在監所內的困境。

病情惡化、循線求救

阿吉的哥哥當初因為申請法律扶助而結識薛煒育律師，弟弟的附帶民事訴訟，由煒育律師協助家人處理賠償的問題，照理來說在訴訟結束時，煒育律師與阿吉一家的緣分就已經結束了，不過在監護處分的三年中，到移至台北監獄服刑期間，煒育律師還是會持續探視阿吉、與阿吉哥哥保持密切與聯絡，哥哥有狀況需要詢問時，律師也都會伸出援手。

照片／採訪當天，煒育律師就抱著厚厚一疊有關阿吉案的資料走進來。攝影李昭妟

而哥哥會找上司改會，則是因為哥哥在接見時，從和阿吉的對話中發現精神與健康狀況每況愈下，當時有人建議監所醫療問題可以找相關人權團體協助，哥哥便上網搜尋資訊，循線聯絡到司改會，因此和瑋婷研究員有了來往。

煒育律師說，阿吉還在醫院接受強制治療時，無論是精神狀況還是體態都是相對穩定的，但一移送台北監獄，當天就出現熱中暑、發燒、敗血症和急性腎衰竭等現象，才剛到監獄又被送進醫院住院治療。而當煒育律師前往北監探視時，雖然阿吉還認得他，但下一秒就對著煒育律師說：「薛律師！你中彈耶！」，煒育律師嚇了一大跳，後來發現，阿吉當時根本沒辦法聚焦對話，講什麼他都不相信，也已經出現自言自語、自顧自地唱歌的情形。

哥哥也提到，阿吉在醫院的三年內，他都會固定去探視，明明當時病況都感覺蠻正常，但一進北監，短時間內就頻繁送醫，哥哥因此感到十分困惑，開始擔心阿吉的身心狀況。有次阿吉因違規被送進違規舍房，哥哥前去探視，發現弟弟語無倫次、與正常人明顯不同，詢問監所人員為何違規，只得到因為阿吉「排隊要站好不站好」的答案，無法再知道更多細節。

瑋婷研究員無奈地補充，監所第一線人員不一定了解精神疾病的症狀，如果一律將精神疾病收容人的行為視為違規處理、移送至違規舍／鎮靜室，裡面的環境十分壓抑，就連未患疾病的收容人都容易精神崩潰，精神疾病收容人的症狀更加容易惡化，阿吉就是一例。

心跳停止的那一天

瑋婷研究員說，在阿吉心跳停止、送醫急救的當天下午，她才剛去監所探視過他，當時看到阿吉「整個人骨瘦如柴，已經不知道在講什麼，雖然在跟他對話，他卻很像在跟一個遙遠的人對話」，不僅語言破碎、精神狀況混亂，身體也十分虛弱，「很像看到生命力在逐漸消逝的感覺」。

哥哥一樣忘不了那天，當時自己正在上夜班，監獄一直打電話找他，請他趕快去醫院。當他與阿吉的太太及女兒一同到達醫院時，發現阿吉沒有呼吸心跳，正在插管急救，醫生甚至通知他們，因急救時間過長、清醒之後可能會有腦部問題。

面對這樣的情況，雖然北監希望家屬盡快接走阿吉保外就醫，但考慮到照護的費用以及家人的負荷，同時擔心自己家人照顧不來，哥哥當時不敢貿然答應。後來也是因為害怕阿吉回到北監病情再度惡化，才辦理保外就醫，將阿吉接到醫院進行治療。

在這天之前，司改會有協助哥哥向矯正署陳情，希望能保外就醫，為何要拖到最後一刻、在阿吉的情況惡化到家人需要面臨龐大照護及費用時，才讓人保外就醫？

其實，在發生心跳停止的前一個月，醫院醫師就曾出具診斷證明書，建議轉至台中培德醫院精神病監接受完整性治療，台北監獄兩次發函轉送到臺中培德醫院執行接受治療，但臺中監獄兩次做出了「不收治」的決定。

煒育律師更詳細的說明，2018年11/23至12/10共17天的期間，阿吉因為敗血性休克和思覺失調住院治療，負責的醫院就開立了診斷證明書，認為阿吉是雙極性情感疾患、有明顯的精神症狀，建議轉送至培德醫院精神病監接受完整的治療。回監後在北監和中監兩次公文往返的期間又因嚴重敗血症住院8天。

雖然已有診斷證明書認為阿吉需要轉診治療，但第一次卻被以阿吉「已於8/30出院，顯示肺炎並敗血性休克已改善，建議門診持續追蹤治療」的因素不予收治，第二次又被以「患者主要為內科問題，門診記錄精神科部分相對穩定」的理由拒絕收治。

煒育律師憤慨地說，明明負責的醫師也認為阿吉的身心狀況都需要在醫院治療，在公文往返期間他甚至又因為嚴重敗血症住院，但台中監獄卻憑藉幾個月前的診斷內容認定他的症狀已有改善。從訴訟過程中法官函調的資料，顯現出兩監獄在公文往返中的資訊落差，也可以看到台北監獄在發函時並沒有檢附完整和最新的病歷資料，供台中監獄判斷是否收治；且台中監獄在判斷時，也沒有讓不同專科醫師（內科及精神科）一同會診，評估阿吉是否有收治需求。

同年12月底至隔年1月初，阿吉被安排在單人病舍，事後我們才從監察院調閱出來的動態考核紀錄內，更明確知道當時他的生活情況有多糟糕，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看見「玩糞便、將糞便塗抹衣物及各處、以餐具撥弄大便」、「廁所玩水、唱歌、不穿衣服」、「自言自語、大吼大叫、咒罵三字經、拍窗碎念」、「棉被丟水房」、「裸體走動、蹲在角落」等等的異狀。台北監獄管理員每隔20分鐘就記錄一次阿吉的行為摘要，但並沒有針對阿吉這些異常行為做出任何處置。

在寒冷的冬天裸著身體、玩水，多日半夜不睡覺將棉被丟進水房、咒罵大叫，難道管理員不曾覺得這些症狀奇怪、或是覺得可能是精神疾病更加惡化的前兆，就這樣放任這些異狀繼續進行下去。

直到2019年1月4日，阿吉在監獄內心跳停止、沒有意識，才被送醫急救。

問題出在哪裡？

阿吉在監所裡面醫療權益被忽視的問題，其實也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合稱兩公約），以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的規範範圍內。

煒育律師提及，像是《公政公約》第10條第1項「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就已經點出，受刑人被剝奪自由，並不表示他們的人性尊嚴同樣被剝奪。煒育律師認為，囚犯雖然是犯人、罪人，但他們同樣也是人，應該至少要確保他最低限度的身體與精神健康；他也無奈地說，《兩公約施行法》立法已久，但司法機關與監所似乎還是沒有足夠的概念去應對身心障礙者，及作出合理調整。

去年CRPD第二次國際審查的結論性意見中，國際審查委員會特別指出，台灣監所人員的嚴重短缺以及管理不善，造成監所內健康與衛生標準差勁，將會導致身心障礙囚犯面臨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為了讓監所方了解，他們在對阿吉的醫療處遇上真的有所疏失，煒育律師與司改會協助阿吉和哥哥提出國賠訴訟，希望能透過訴訟讓監所注重醫療人權，往後能夠避免類似的情況再次發生。但很遺憾地，目前全案已終結，國賠訴訟確定敗訴。當問到對於國賠訴訟敗訴的看法時，煒育律師正色說道，國賠輸了、拿不到賠償不是問題，但國賠訴訟敗訴代表「法院認證台北監獄、台中監獄和矯正署沒有疏失」。

「我很抱歉，我沒有幫他們把人生的問題克服掉」

回到阿吉目前的狀況，哥哥無奈地說，阿吉從國中發病後就有持續治療，但也容易復發；過去幾年阿吉只要身體狀況較差，精神科的藥物就需要先停掉進行治療，造成他病情反覆。雖然近來病況較過去穩定，但也難免有起伏，因此輾轉在多家醫院與康復之家間流浪。

哥哥與律師不約而同地指出，阿吉病情反覆很大的原因，是仍然有8個月的殘刑，這件事讓阿吉在治療的同時，也會不斷地提醒著他，擔心自己什麼時候才能服完刑期、重新開始工作，並造成心理極大的不安和負擔。

經歷前一次的生死關頭，所有人都不免擔心，若回到監所服完殘刑，會不會再次發生同樣的情況？

阿吉和哥哥都無法再承受第二次的折磨，哥哥更苦笑說，「每次一看到監獄的電話，壓力都很大，就算吃麵覺得很好吃，一接到電話也完全沒有胃口了。」

照片／過程不管是對監獄內的阿吉、還是監獄外的家屬，都是煎熬。攝影李昭妟

煒育律師感性地說，其實他們想要的只是一個能讓阿吉安全服完刑期、讓他展開更生生活的環境，但阿吉現在甚至連更生人都稱不上，人生就這樣空轉了五年，無法如一般人一樣正常生活。瑋婷研究員也提到，以阿吉的情況，服刑對當事人造成的傷害、治療的時間，都已經超過刑期的苛責，對他來說有意義嗎？他就是病人，若服刑會讓他的病情更加嚴重，特別預防的目的是否還在？

對於監所醫療人權的議題，煒育律師說，所謂人權沒有什麼了不起，人權就是建立在每個人的生活之上，就是這樣而已，這就是他們的人生。也因此，在提到國賠訴訟敗訴時，他苦笑說，「我很抱歉，我沒有幫他們把人生的問題克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