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法治教育專員」以來，每次遞出名片，總讓人產生各種聯想，有人以為我是老師，有人猜我是律師。但其實都不是，我只是一個對校園工作影響力充滿好奇的工作者。多數人談起法治教育，第一時間會想到「跟學生說一些法律常識吧」，這固然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但實際上，這份工作的樣貌遠比想像中更豐富。我們關注的不僅是學生、老師，活動形式也不只限於講座，像是我們持續推動的「模擬法庭」，便希望透過角色扮演，讓學生親身體會司法制度的運作與背後的價值。而除了學校，我們也走入社區大學、里民活動中心，嘗試將法治教育延伸至更廣泛的生活場域。雖然社會逐漸對法治教育的重要性形成共識，但「哪裡需要」、「怎麼做才適切」仍沒有標準答案，這份工作也因此經常伴隨著摸索與調整。

記得剛到職不久，就收到一場來自屏東縣琉球鄉杉福村社區關懷據點的講座申請。第一次打電話聯繫承辦的老師時，電話那頭傳來誠懇的聲音：「我們這邊的長輩大多是八、九十歲，需要用台語溝通，而且很多人對法律很陌生。」掛掉電話後，我立刻與同事討論，誰能以台語清楚表達，並具備貼近長輩生活經驗的能力。講師人選本就不多，加上離島交通不便，這場講座從一開始就是個挑戰。然而這樣的媒合，其實正是我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每一場活動前，我們都會與申請單位細談聽眾背景，因為「會講法律」的專業人士很多，但要將法律知識轉譯成淺白易懂的語言，並真正貼近目標對象的生活，是我們一直努力追求的理想情況。

後來，我們輾轉聯繫到在高雄執業的郭皓仁律師，他聽完需求後笑著說：「我平常會跟我阿公阿嬤聊天，應該可以吧。」我們努力促成合作，這場講座也就逐步成形。為了這樣的活動，我們時常需要跨區、跨縣市奔波，但也唯有親自踏進這些地方，才能真切理解「偏鄉」不只是距離上的遙遠，更代表交通資源薄弱、法治教育難以觸及的現實處境。杉福村社區的老師說：「有申請就有希望啦。」這句話直率卻又帶點無奈。許多社區靠著一位熱心的老師自力申請、網羅資源，才能把法治教育帶進村落的生活之中。

那天的講座提到「預立醫療決定」，我們也進一步詢問當地醫療資源的狀況。長輩們笑著說：「嚴重一點就坐救護船去本島啦！」這樣的回應聽來輕鬆，卻道出一種無奈，也讓我們不禁思考：在談「讓大家更懂法律、能好好使用」之前，是不是該先理解，現實生活的條件，會不會根本支撐不起這些法律想像？法律普及的願景，常常與資源落差、制度設限之間產生距離，讓人感到一種「是不是也只能這樣了」的無奈與遺憾。

郭律師用一個又一個貼近生活的故事，引導長輩們認識可能遇到的情境，並了解該如何在事前做出準備。他說：「就當是在跟我阿公阿嬤講話一樣。」他的自然與誠懇讓長者們卸下戒心，也讓講座現場的對話與笑聲此起彼落。不論是點頭、回應，或是主動舉手提問，都能感受到長輩們正在積極參與、思考，也許是因為我們真的在乎，他們也因此感受到這份關心而產生好奇與投入。

講座結束後，老師告訴我們，很少看到長輩這麼專注地聽完一場講座；郭律師也分享，法治教育不只需要法律專業，更需要懂得溝通與理解的人。知道該如何根據不同的對象轉換語言，讓人聽得懂、想參與，這樣的能力是法治教育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環。老師們的觀察與回饋，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如果我們關心的是同樣的事，那麼朝著同一個方向努力，便是最好的合作。

那天我們登島時正下著小雨，海面微微晃動，就像我們一開始對這場講座的忐忑心情；離開時，陽光穿透雲層，曬乾回程的路，也彷彿在長輩心中種下了一點點認識自身權益的種子。如今擔任法治教育專員已超過半年，每次與講者走進不同的場域，我都會想：這些分享會為聽講學生留下什麼？除了成為學習歷程的素材之外，是否也能帶來對「正義」的新想像？又或是，讓他們多一點對社會議題的敏感與關注？

也許答案無法立即看見，但每當老師告訴我們：「今天的內容可以搭配課程使用」、「學生聽完有新的想法」，這些回饋就是我們繼續行舟的風。因為每一次的對話、每一場講座，都是法治教育登岸的時刻，不只是落在課本的名詞定義，而是真實進入人的生活，被理解、被記得。從校園到社區，從學生到長者，法治教育正是在這一段段不確定卻真切的行舟旅程裡，一次次靠岸，一點點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