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女兒，也作為「司法界228」歷史的證人：訪柯宜姍律師

《流浪法庭30年：台灣三名老人的真實故事》（下稱《流浪法庭》）在2006年第一部首度出版，今年正好是滿20年。這20年來，司改會與《流浪法庭》一書的當事人之一柯芳澤，從密切合作訴訟，到釋憲結果已成後，形同結束此專案，未再多加打擾當事人晚年。

為何此刻書寫？重新書寫的起源在於今年86歲的柯芳澤，仍透過女兒柯宜姍律師追查著當年政治檔案中留下的痕跡。我們也跟著柯律師的腳步，一起為司思的讀者，整理這段其實未完待續的「國家如何補償司法受害者」的思考。

政治檔案出土

從《政治檔案會說話》一書中陳翠蓮教授的整理了解到，台灣政治檔案的開放與民主化進程緊密相連，歷經三十年演變。

1990年，李登輝正式當選總統後，回應民間「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要求，指示成立研究小組、下令黨史會公開大溪檔案，這是解嚴以來政府機關首度開放政治檔案，但當時尚無法令依據，主要依靠政治領導人的意志推動。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當選後落實競選政見，籌備中的國家檔案局展開第一波政府檔案徵集，次年檔案管理局正式成立，陸續推動多波徵集計畫，涵蓋國安、美麗島事件、戒嚴時期政治偵防與審判案件等。2002年《檔案法》施行，規定政府檔案至遲應於三十年內開放。2003年，檔案管理局舉辦「美麗島事件檔案展」，卻因展出受難者自白書與私人書信，引發侵犯隱私爭議，施明德提告，多年後以道歉和解收場。

2007年，中正紀念堂展出白色恐怖相關展覽，受難者家屬首度透過展板驚見親人案件，進而促成179位受難者遺書的清查行動。2009年，媒體揭露調查局安康接待室廢置後數百份白色恐怖檔案隨意棄置，輿論譁然。2016年，發生民眾網路販售白色恐怖文件、憲兵喬裝搜索事件，同年宋楚瑜出示父親私藏之「絕對機密」軍事檔案，再度凸顯國家檔案管理鬆散問題。同年蔡英文當選，以推動轉型正義為政見，2018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啟動第六波檔案徵集，調查局、警政署等機關移轉近十四萬案政治檔案。

關鍵的2019年，立法院通過《政治檔案條例》，明確定義政治檔案範圍為1945年至1992年間，並規範擴大徵集、分級開放年限、當事人加註異議權，以及加害者資訊應予公開等四大重點，為政治檔案管理建立完整法制基礎。這也是近年來看見新聞上「政治檔案出土」最大規模的一次，促轉會啟動的「監控類檔案當事人閱覽計畫」，將陸續從情治機關蒐集到戒嚴時期的大量監控檔案，提供當事人申請閱覽或告知邀當事人前往。 閱覽計畫啟動至今，促轉會已邀請陳菊、鄭南榕女兒鄭竹梅、作家李喬、政治犯楊碧川、台大社會系教授林國明、立委范雲等多位當事人，翻閱自己被國家監控的檔案卷宗。

檔案出土後，現身的女兒

在上述國家檔案出土的新聞中，其中最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今年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鄭竹梅接受「人間動物園：厭世姬外出取材」podcast節目中提到，作為「她是歷史課本中《自由時代》創辦人的女兒」，她並不是自幼就有對轉型正義歷史的完整理解，反而是長大後，從一個「被保護者」轉變為「識讀者」，在歷史的檔案夾中，找回那位她眼中的爸爸。

這集節目是在言論自由日前4月3日播出，收聽這集節目時，我們正在與柯怡姍律師通信。我們在農曆年前寫信跟柯怡姍律師說，司改會發現全台灣繫屬於法院超過10年的案件有超過200件，因此在1月開了一個「流浪法庭徵案記者會」記者會。柯律師很快回信鼓勵我們這個專案的重要性，也提到自己剛去國家檔案局，調出了當年行政院卷宗——

未曾接觸過政治檔案的我們，也是第一次摸索著可以從檔案中辨識什麼資訊。這些潦草的手寫字中，最特殊的資訊，莫過於「璿」的簽名，對照當時行政院長為「孫運璿」，可以知道是院長的核閱簽字。且院長批示了「嚴予論處」等字眼。

一個「司法」案件，為何會出現在「行政院財政部」卷宗裡？

除了因為「第一銀行押匯案」是公股銀行的重大矚目案件，也跟台灣司法轉型的歷史有關——現在已經很少年輕人知道，早年檢察組織及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皆屬「司法行政部」所管轄，1980年施行「審檢分隸」。卷宗上民國68（西元1979年）年2月23日，仍是行政院長得直接涉入司法案件時期！

然而這樣一紙「嚴予論處」的院長批示，從財政部發出去後，對於後續司法的處理有何影響？在審檢分隸後或是經歷28年訴訟的過程中，有如何的影響力，是否能夠論證威權時期乃至於民主轉型初期「奉命釋法」的情形，很遺憾，我們則無從再找到其他檔案證明。

不過通信過程中，我們想起了2010年的《司法改革雜誌》中「為己伸冤30年 —記第一銀行押匯弊案冤獄賠償釋憲案聲請人柯芳澤」一文其中一段引用了柯芳澤提到女兒的段落：

「不少人都說，柯芳澤現在看起來非常開朗，那是因為他做的每件事情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無論是申請冤獄賠償或向銀行提出復職，目的都不是在錢，而是這一生的清白。這30年來社會人情冷暖自知，到現在鄰居還是會指指點點的，無奈碰到了這種事情，心情一定要平靜，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情只有自己曉得， 沒有做的事情問心無愧，等待司法審判公道。

柯芳澤深深感謝妻子和3位兒女，這些年來家裡的生活費全靠妻子打理，孩子們的學費是靠打工存下來的，女兒更是因為父親的案件也成為一名律師，自費攻讀哈佛法學院碩士。同樣身為司法人員，看見自己的父親被困在司法裡，救不了自己的父親，萬念俱灰地選擇離開台灣，離開之前，女兒告訴父親，法律是騙人的，她玩不起這些法律。

儘管30年來的人生路走得很辛苦，柯芳澤還是覺得自己走得很有意義，起碼他的案子對台灣司法改革 有助益，算是對國家有了貢獻，看見台灣司法正在進步之中。所以，他還是鼓勵女兒終有一天能夠再回到台灣司法界，為台灣出一點力，無論有多麼地無奈， 司法改革的種籽還是要先撥種下去，多早一點努力一分。」

當年的女兒，就是眼前正與我們通信研究檔案的柯宜姍律師。回到台灣的柯律師，已經在台灣執業多年。

《流浪法庭》中提到柯芳澤先生不願意多談（大概也是基於保護的心）女兒，但柯律師此刻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跟著從一個「被保護者」轉變為「識讀者」的她，重新一起回顧此段歷史帶給台灣的改變。

「司法界二二八」？

柯律師幫我們畫了重點——《流浪法庭》中把這個案件稱作「司法界的二二八」，1979年2月28日柯芳澤遭到羈押的那天起，柯芳澤的人生再也不同，這段與司法拼搏的故事，也就此展開。

2010年的《司法改革雜誌》中「為己伸冤30年 —記第一銀行押匯弊案冤獄賠償釋憲案聲請人柯芳澤」一文，應該是最詳細的引用了柯芳澤先生在當時釋字成功後的心情，句句感受得到流浪法庭三十年的心痛，卻又同時有著對司法改革的巨大期待：

「回想30年走過的司法路，柯芳澤沉痛司法傷害人，是徹底地傷到人的骨頭裡，不說心淌血，而是心碎了，如同活的木乃伊，裡面全部是空空的。」

「他非常感謝判無罪的法官陳憲裕以及審判長黃瑞華，陳法官非常用心一字字地閱讀他手寫的訴訟，慢慢找出未圖謀犯罪的事實，這場官司沒有一位法官敢作出不一樣的判決，這兩位法官 很有肩膀，敢駁回其他法官的見解和判決，這是需要有多硬的肩膀才行。

柯芳澤相信司法是公平公道的，司法制度是完整的，只是操作司法的人有問題。他不認為有所謂的壞法官，只有不敢承擔責任的法官。他的案子拖得時間太長了，更讓法官不敢去推翻前面的判決，擔心若改判是否被懷疑拿了好處，形成了一種官官相護的怪現象。只是，司法對的就是對的，不對就是不對，不要前面的法官判錯了，後面的法官不敢推翻，也跟著錯下去，這樣司法就會不公平。」

「人民的權益是用血和汗換來的，平民百姓要與司法大機器對抗，唯一能夠做的就是推動司法改革。這次聲請釋憲，15位大法官有10位認定違憲，就代表司法單位有錯誤，既然司法錯了為何不賠呢？歐美國家 的司法機關是與人民站在同一等地位，台灣的司法機關卻是管理階級，不用為民衆負責，所以司法錯了沒關係，老百姓錯了是活該。

柯芳澤不在乎有沒有公道，堅持的是一個清清白白，而聲請冤獄賠償是證明清白的一部分，他希望將來去見祖先時，是一身清清白白的。現在他的希望是聲請冤獄賠償重審、一銀復職官司都能夠成功，讓晚年不需仰賴子女奉養，並專心投入司法改革運動。」

我們很想重新了解這段「司法界的二二八」。但當我們重新閱讀《流浪法庭》，發現出版時，僅寫到了柯芳澤、張國隆的冤獄賠償遭到司法拒絕，他們即將提起再審。

後面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的司法之路，又多走了多久、造成了什麼改變？2010年柯芳澤先生的願望，後來實現了嗎？我們除了透過爬梳文本的刑事補償的歷史（詳參本期電子報另一篇「國家犯錯之後：從冤獄賠償到刑事補償」），也訪談到了柯宜姍律師的視角，看見法律以外的歷史，以及對制度改革的期待。

做女兒，做歷史的證人

距離父親柯芳澤獲判無罪定讞，已近二十年。

當年因第一銀行押匯案件被羈押的父親，後來洗清罪名，也在另一段漫長的爭取之後獲得補償。從案件結果看，這段歷史似乎已有了結局。但當我們再次與他的女兒柯宜姍坐下來，談起一家人如何走過這些年，才發現還有許多事情，無法隨著判決確定而結束。

那些失去的時間，後來去了哪裡？當年作出決定的人，是否曾說明自己的選擇？一個家庭付出的代價，又有多少真正被看見？

柯宜姍用「證人」形容自己的位置。她是生活直接受到影響的女兒，也是一路看著司法制度如何運作、如何使人受傷的人。後來成為律師，更讓她與家人像是被迫成為父親的「革命同志」，陪他走過反覆的審判。

父親被羈押的那一天，她回到家，應門的是外婆。外婆一邊哭，一邊告訴她，爸爸暫時不會回來。她還不懂發生了什麼，卻已感覺到，往後有許多事情得靠自己。

案件發生以前，她四歲開始學鋼琴，也學畫畫、參加比賽，家裡曾考慮讓她報考美術班。後來，母親從家庭主婦成為支撐家計的人，接回家庭代工，孩子們跟著幫忙。哥哥選擇念五專，希望早一點工作；她的大學學費，則靠打工與助學貸款支付。

這些改變，沒有被寫在判決主文裡，卻決定了家人往後如何生活。

父親離開看守所，也不代表一家人能回到從前。官司仍在進行，工作難以穩定，他曾擺地攤賣衣服，卻因不熟悉擺攤的生存方式，被取締、罰款。高中時的柯宜姍問他，為什麼別人擺攤可以賺錢，他卻不行？父親回答，爸爸不會擺地攤。

她記住了那份無奈，也告訴自己，一定要很努力。

長大後回望，她更能理解，父親當時已被自己的困境壓得難以承擔原有的家庭角色。一場遲遲無法結束的訴訟，改變了父親，也讓母親與孩子提早承擔原本不必承擔的責任。無罪判決終於到來時，孩子已經長大；那些需要父親陪伴的年歲，無法重新來過。

她仍記得，童年去土城看守所接見父親，要走很遠的路，填寫薄薄的表格，隔著玻璃拿起電話。有一次，父親在看守所歌唱比賽唱了〈滿江紅〉，獲得第一名，獎勵是可以與家人面對面接見。他把她和妹妹抱起來，抱得緊緊的。

多年後留下的，不只有案件如何翻轉的記憶，還有一個孩子終於能被父親抱住的片刻。

柯宜姍後來選擇念法律。父親的遭遇影響了她，但她也有自己的個性與志向：從小看見不公平的事情，就會感到不滿，甚至為同學站出來與老師爭辯。她希望理解制度，也對制度的不合理保持敏感。

成為律師，卻沒有讓她因此免於無力。她不認為「萬念俱灰離開台灣」能準確描述自己赴海外工作的選擇；金融與商務法律的興趣、探索不同職涯的機會，同樣是她人生的一部分。但對父親案件難以言喻的無力感，確實存在。

當法律已經成為自己的專業，卻仍看著家人困在漫長程序裡，這份無力又多了一層重量。

而無罪之後，父親仍必須繼續爭取冤獄賠償。經江元慶引介，他向司改會求助，由義務律師團協助聲請釋憲。當時人在香港的柯宜姍，並未親自參與釋憲工作；但讀到釋字第670號解釋及大法官意見書時，她掉下眼淚。

那是法律終於回應父親遭遇的重要時刻。

國家對犯錯的回應，足夠了嗎？

「被國家機器碾碎的人，誰能還他們生命？誰能還他們青春與歲月？沒有人能，我們只能讓他們的犧牲有意義，讓他們活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中。——周婉窈《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

柯宜姍律師對國家責任，始終帶著家屬心情持續追問。當人民因司法行為受到傷害，國家應如何承認、說明並承擔責任？在她看來，若只以人民承受了「特別犧牲」來解釋補償，仍不足以回應她所見證的傷害。

一筆補償固然重要，卻無法讓父親重走被中斷的職涯，也無法讓母親卸下當年獨自承擔的辛苦。當我們談司法是否已經還人公道，也需要問：那些難以換算成金額的損失，是否曾得到理解？

聊起現行《刑事補償法》仍然僅針對「人身自由受拘束」（如羈押、收容、徒刑執行等）提供補償，未直接包含非人身自由的損害補償，是冤獄平反協會、司改會長期倡議修法的議題，她同意要持續推動修法才行。

另外，柯宜姍也同樣關心的，還包括當年坐在審判席上的人——

他們是在什麼制度下成為法官？受到什麼樣的訓練？如何理解自己的職責，又如何看待一個案件反覆更審，對當事人造成的影響？這些，是她希望繼續追問的問題。

除了江元慶《流浪法庭》一書中，可以看到歷審判決的法官。在開始刑事補償之路後，柯芳澤的案件更是總共經過了12個法官之手：

光從公開資料簡單查詢，就可以看到很多當年承審過柯芳澤刑事補償案件的法官，成了後來的最高法院高官，站上了司法系統中更具影響力的位置，如果他們也能更看見冤案傷害，那是不是能夠帶來的改變也更多呢？

她理解法官、檢察官承受的案件壓力，本不易在當年的冤獄賠償法制下，做出不同的決定。然而，理解系統內的人的困難，並不代表對於他們不能有期許——

柯宜姍律師認為讓當事人與家屬知道，傷害是如何發生的，哪些決定需要被檢討，又如何避免別人再次走上同樣的路。這仍然司法轉型正義仍須面對的工作。落實轉型正義五大工程：究明真相、追究責任歸屬、道歉賠償、提供受害人協助傾訴平台、防止再度方式的機制。對應到這樣歷史上的冤案，看見國家帶來的傷害，不是只是透過紀錄受害者如何熬過來，還需要透過檔案與制度研究，釐清當時的權力關係、決策過程與責任。

其實，在與司改會重新聯繫訪談的期間，父親（柯芳澤先生）也曾對柯宜姍律師表達重提往事的顧慮，擔心家人再次受到影響。即使已經無罪近二十年，他仍會擔心，社會是否仍會抱持懷疑？是否能理解？柯宜姍理解父親的心情，卻仍認為這段經驗需要被後人所知。

柯宜姍願意繼續作證，讓我們有機會聽見這些尚未被充分回答的問題。而聽見之後， 司法與社會如何回應與改變，柯宜姍仍持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