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X司法｜真假？台北市長候選人說司法？

10月3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刑法》第185條之3修正案，加重毒駕刑責，並將特定再犯毒駕致死案件的最高法定刑提高至死刑。

由於民進黨立委沈伯洋未參與國民黨、民眾黨共同提出的再修正動議表決，國民黨立委洪孟楷質疑民進黨是否「縱容毒駕」。

蔣萬安市長更於電視辯論時，質疑沈伯洋「站在加害者的立場，而不是被害者的立場」。

但如果仔細檢視立法院的正式議案、當天的表決過程，以及不同版本的修法內容，就會發現：「沒有參與特定版本的表決」，並不等於「反對加重毒駕刑責」。

一、沈伯洋其實早在4月與7月就數度連署提高毒駕刑責的修法

根據立法院2026年4月8日印發的正式議案關係文書（委員提案第11020463號），由陳亭妃、王美惠、蔡易餘等16名立法委員提出的《刑法》第185條之3修正草案，連署名單中就包括沈伯洋。

這份草案明確主張：

• 將一般酒駕、毒駕的刑責，由3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至5年以下。
• 將酒駕、毒駕致死的刑責，由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至5年以上12年以下。
• 將致重傷的刑責，由1年以上7年以下，提高至3年以上10年以下。
• 加重再犯致死、致重傷的刑責，並將再犯加重處罰的認定期間，由10年延長為20年。

不僅如此，於進入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會前，沈伯洋的名字亦出現在7份草案連署名單中。如：7月8日印發的何欣純等委員提案、張宏陸、吳思瑤等委員提案、伍麗華等委員提案。（其他連署詳見下方資料來源）

二、這次修法不是「要不要處罰毒駕」，而是「刑責應該加重多少」

首先必須釐清，毒駕原本就是刑事犯罪。

在本次修法以前，《刑法》第185條之3已經規定對於毒駕的處罰。

一般毒駕最高可處3年有期徒刑；致人死亡者，原本就可能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符合10年內再犯的加重條件，致人死亡者甚至可能處無期徒刑。

因此，本次修法的爭議，並不是要不要把毒駕列為犯罪，而是要不要進一步提高刑度，以及毒駕致死是否應在特定條件下納入死刑。

事實上，行政院會早在6月11日就已通過法務部研擬、須與司法院會銜的修正草案，主張全面提高毒駕刑責。

這也說明，是否加重毒駕刑責、如何設計死刑條款，並不能簡單按照政黨區分成支持與反對兩個陣營。不同委員提出的版本，刑度與構成要件都有差異。

三、最值得關注的是：藍白臨時提出不同版本，27分鐘後就開始表決

回顧這次修法過程：

1. 6月11日：

   行政院通過加重毒駕刑責的修正草案。

2. 7月22日：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朝野均認同加重毒駕刑責的方向，但對具體刑度尚無共識。當時條文並未進入實質逐條審查，即保留送交院會。

3. 10月28日：

   立法院進行黨團協商，仍未就修正條文取得共識，協商時也未就各項條文進行實質討論。

4. 10月30日中午12時33分：

   國民黨、民眾黨於表決前臨時提出新的再修正動議，內容與10月28日協商時的版本不同。

5. 10月30日下午1時：

   院會開始表決，距離藍白提出共同版本，僅相隔27分鐘。

最後，行政院版本以41票贊成、57票反對未獲通過；藍白共同再修正動議則以57票贊成、1票反對、1票棄權通過。多數民進黨立委退席，未參與後一版本的表決。

這裡的關鍵不只是表決結果，而是最後三讀通過的條文，究竟經過多少實質審議？

四、涉及死刑的重大刑法修正，為什麼不能只靠表決人數決定？

這次通過的條文，將10年內再犯毒駕致死的最高法定刑提高至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並非單純調整罰金數額，而是直接涉及國家能否剝奪人民生命的重大刑事立法。

從刑法專業來看，至少有三個問題需要充分討論。

第一，故意毒駕與故意殺人，刑法上的主觀罪責不同。

行為人可能明知自己施用毒品仍然駕車，因而對危險駕駛行為具有故意；但是，對於因此造成他人死亡的結果，並不當然具有殺人故意。

能否對不以故意殺人為構成要件的毒駕致死罪適用死刑，需要嚴格檢驗罪責原則及比例原則。

第二，死刑規定必須面對憲法法庭的嚴格審查標準。

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對受審查的故意殺人犯罪死刑規定，提出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及最嚴密正當法律程序等要求。

雖然該判決並未直接處理毒駕致死罪，但此次立法將死刑擴及不以故意殺人為必要條件的犯罪，是否符合憲法要求，顯然需要深入討論。

第三，加重刑罰是否能有效減少毒駕，仍須有充分的立法論證。

刑罰具有應報、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等功能，但提高法定刑，並不當然等於能以相同比例降低犯罪。

是否有實證資料支持新增死刑的預防效果？現行規定究竟有哪些不足？除了提高刑責，是否還需要強化查緝、戒癮治療及再犯防制？

這些同樣是嚴懲毒駕時不能忽略的問題。正因為毒駕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傷亡，相關刑事立法更需要仔細處理，而不應僅以政治表態取代法律論證。

五、沈伯洋沒有支持國眾黨版，就是蔣萬安所說的「站在加害者立場」嗎？

綜合上述紀錄，可以確認幾件事：

第一，沈伯洋沒有參與10月30日藍白共同再修正動議的表決，但有投票贊成行政院及司法院的加重刑度版本。只是該版本遭到57票反對，未能通過。

第二，沈伯洋在4月就已連署加重酒駕、毒駕刑責的草案。 因此，不能忽略其先前支持加重處罰的正式紀錄。

第三，藍白最終通過的版本，是在表決當天臨時提出的共同再修正動議。從提出到開始表決僅有27分鐘；其審議充分性、內容專業性有嚴重的問題。

沈伯洋未參與藍白版本表決，並不能直接推論他反對嚴懲毒駕，更不足以支持其「站在加害者立場」的指控。

蔣萬安於電視辯論公開提出的質疑，與客觀立法紀錄不符。

我們認為更重要的是，保障被害者權益，不應被簡化為是否支持最嚴厲的法定刑。換言之，支持加重毒駕刑責，與要求涉及死刑的重大修法經過充分審議，並不矛盾。對特定刑罰設計提出質疑，也不等於忽視被害者所受的傷害。這些問題，遠比將立法爭議簡化為「站在加害者或被害者哪一邊」，更需要嚴肅面對。

10月31日，蔣萬安市長在台北市長候選人電視辯論中，質疑沈伯洋立委：「過去說要把毒品視為藥品，現在卻說我沒有支持毒品合法化。」

這項提問，暗示沈伯洋過去將毒品視為一般藥品是漠視毒品的危害，甚至曾支持毒品合法化，直到最近為了選舉才改變立場。

但如果仔細檢視醫學、犯罪學對於毒品的定義、我國現行法律與司法實務，以及沈伯洋過去的文章，就會發現：「從藥物角度理解毒品」、「支持減害政策」與「主張毒品合法化」，其實是三個不同的問題。

一、將毒品稱為藥品，就是漠視毒品危害嗎？

沈伯洋在2014年的文章中，確實指出希望從藥物（Drug）的角度重新理解毒品問題。

這樣的說法對大眾而言可能陌生，但其實是醫學與犯罪學上常見的談法。

首先，醫學所稱的「Drug」，並不限於合法藥品，而是更廣泛地涵蓋具有藥理作用的物質。例如嗎啡，既是可以依法供醫療使用的管制藥品，也是我國法律列管的第一級毒品。因此，毒品與藥物本來就不是截然對立的概念。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刑事大法庭裁定，也早已指出施用毒品者具有「病患性犯人」的特質，應重視醫療及戒癮需求，而不是只依賴刑事處罰。

在臺灣社會的日常討論中，「毒品」往往與犯罪、成癮及危險行為連結的印象，容易使人忽略不同物質、使用行為及使用者處境的差異，從而導致「減害政策」推動上的困難。

臺灣學者陳玟如、鄭麗珍於2017年發表的〈飲鴆止渴的病人〉，透過毒品使用者的訪談發現，部分受訪者因過往犯罪及藥癮身分，在就醫過程中受到先入為主的對待，反而逐漸遠離正規醫療，轉向自行混用藥物等更危險的處理方式。林俊儒於2024年刊登在《臺大法學論叢》的研究，也進一步檢討臺灣將施用毒品者同時視為病患與犯人的制度，指出刑事處罰與醫療處遇交錯，可能產生不利於治療及社會復歸的問題。

因此，從藥物角度理解毒品，並不是淡化毒品危害，而是從公共衛生的角度，思考如何更有效地進行戒癮治療及危害防治。

這也不代表要取消施用毒品的法律責任，更不影響國家嚴厲打擊製造、運輸及販賣毒品等重大犯罪。至於是否應讓特定毒品合法化，更是需要另外討論的法律政策問題，不能直接從「將毒品視為藥物」推論得出。

二、沈伯洋過去有沒有支持毒品合法化？

根據沈伯洋2014年9月1日刊登於《想想論壇》的〈柯震東震出我國毒品政策的爛瘡〉一文，他其實區分了三種政策方向：第一種是以刑罰懲治為主；第二種是毒品除罪化，並協助使用者及管制毒品；第三種則是研究毒品使用背後的社會原因，減少使用動機並提供協助。

沈伯洋在文章結論中，強調的是第三種方向，希望透過理解社會、經濟及階級因素，處理毒品使用問題，並以積極管制達到用藥安全。

針對沈伯洋詳細的政策立場，他已在今年10月6日公開表示並不主張毒品除罪化，並表示其與學生約5年前的研究結論，也是臺灣不適合推動大麻除罪化。

三、沈伯洋討論的減害政策，其實是臺灣重要的公共衛生成果

毒品減害（Harm Reduction）的基本概念，是在使用者尚未完全停止使用毒品之前，先降低毒品對健康及社會造成的傷害，並透過醫療及社會支持，協助其逐步戒癮與復歸社會。

例如，提供清潔針具可以降低共用針頭導致的愛滋病毒、C型肝炎等血液傳染疾病的感染風險；美沙冬維持治療則可協助海洛因成癮者減輕戒斷症狀及毒品渴求。

這些措施並不代表縱容毒品，而是希望避免成癮者在尚未成功戒毒以前，持續遭受其他可以預防的健康傷害。

事實上，臺灣早在2005年就已開始推動藥癮愛滋減害政策，迄今已有20多年。根據衛生福利部今年10月5日公布的資料，注射藥癮者占新增愛滋感染者的比例，已從2005年的約72%，下降至2025年的1.7%。雖然這項統計不能將所有成效單獨歸因於某一措施，但確實反映臺灣長期推動減害及感染防治政策的重要成果。

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0月初，蔣萬安及其團隊對「毒品減害政策」的描述方式與批評，已經引發多個醫療與社工專業團體公開澄清。

10月3日蔣萬安發文質疑沈伯洋的毒品政策立場後，醫師公會全聯會與台灣精神醫學會即於隔日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反毒與減害並不衝突，也不應將醫療專業作為選舉攻防工具。隨後，其他心理專業團體亦陸續提出澄清；10月9日李彥秀的發言，更引發社工師公會全聯會公開要求道歉。

由於蔣萬安本人也表示支持美沙冬治療與清潔針具政策。因此，爭議並不是蔣萬安反對減害；而是蔣萬安及其團隊對沈伯洋舊文及減害措施的解讀，是否屬於刻意的曲解，從而可能導致社會大眾誤解減害政策。

四、蔣萬安的提問，究竟有什麼問題？

綜合上述資料，可以確認幾件事：

第一，將毒品視作藥物進行研究，是醫學及公共衛生領域常見的觀點，不代表漠視毒品危害。

第二，沈伯洋2014年的文章主要在討論減害政策，並未主張毒品合法化。

第三，沈伯洋所討論的減害思維，在臺灣已有長期實施的政策基礎，也獲得醫療及公共衛生專業支持。

因此，蔣萬安將「把毒品視為藥物」與「支持毒品合法化」直接連結，有所混淆並可能具有誤導性。

從醫療角度理解毒品危害，與支持毒品合法化，是兩回事；對毒品使用者提供醫療及社會支持，也不等於放棄打擊毒品犯罪。真正需要討論的，是如何在嚴格管制毒品、打擊製毒販毒犯罪的同時，透過有效的醫療與公共衛生措施，降低毒品對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的傷害。

五、在事實查核之外......

「毒品除罪化」的政策討論，其實並不是洪水猛獸。所謂的「除罪」，指的通常是「施用」的除罪，通常不涉及製造、運輸、販賣等犯罪；「除罪」也不代表完全不加管制，而是將「刑罰」改為行政管控。其實，依現行法，「施用第三、四級毒品」並不構成刑事犯罪，而是依法處以行政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但應注意一定數量的持有仍構成犯罪）。

至於第一、二級毒品，雖然施用行為仍構成犯罪，但近年來逐步採取「病患性犯人」的政策觀點，強調施用毒品者可能具有成癮及醫療需求。因此，法律設有觀察勒戒、強制戒治及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的緩起訴等制度，對符合條件的施用者，並非一律直接科處刑罰—這便是我國所稱「除刑不除罪」的刑事政策。

毒品的危害不應被輕忽，但也不應因為毒品具有危害，就拒絕討論現行政策是否合理、有效。 將除刑化、除罪化、減害政策乃至合法化等不同概念，一概視為鼓勵吸毒或縱容毒品，不僅忽略了我國既有的法律制度，也不利於社會理性討論如何真正減少毒品造成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