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傷痕留下之後，我們如何繼續生活——《痕跡》映後座談

戰爭中的人，還是要吃飯、工作，孩子還是需要上學。日常生活持續進行，卻可能隨時被防空警報打斷。生活在不確定之中，是戰爭帶給平民的傷害，也是我們從新聞裡的傷亡數字之外，需要進一步理解的處境。

11月12日，司改會台中辦公室舉辦「2026臺灣國際人權電影節」聚落串聯放映，透過紀錄片《痕跡》，看見烏克蘭戰爭性暴力倖存者的經歷，以及她們如何在述說與相互支持中，尋找繼續生活的可能。映後邀請蔡孟翰律師，從國際法與人權的角度，和現場觀眾一起討論戰爭、責任，以及傷害發生之後的修復。

蔡律師首先談到，這部影片從人的處境出發，讓我們看見戰爭如何進入生活，又如何在人身上留下長久的痕跡。即使傷口逐漸癒合，記憶仍可能持續存在。對倖存者而言，接下來的明天、後天，乃至往後的人生，要如何走下去，是影片留給我們的重要提問。

當討論回到法律，我們也需要問：戰爭發生時，是否仍有必須遵守的界線？

蔡律師介紹國際人道法中的區分原則與比例原則。交戰各方必須區分平民與戰鬥員、民用物體與軍事目標；即使攻擊的是軍事目標，也不得造成相對於預期具體、直接軍事利益而言過度的附帶平民傷害。戰爭中的行動仍受到規範，保護人的要求並不因戰事發生而消失。

回到《痕跡》關注的性暴力，蔡律師提醒，性暴力的範圍比一般理解的強暴更廣。當性暴力被用來羞辱、恐嚇與打擊群體，它造成的傷害也會延伸到家庭與社會。無論加害者以什麼理由行動，戰爭中的性暴力都受到國際人道法禁止。

但法律規範的存在，並沒有讓現場的疑問就此消失。有觀眾提出，既然已經有戰爭罪，也有國際法庭，為什麼我們仍然看見暴力持續發生，掌握權力的人卻未必受到制裁？如果執行最後仍受到強權政治左右，這些法律究竟有多少力量？

這個提問，也讓討論從法律的原則，走向制度面對的現實限制。

蔡律師說明，國際社會缺乏如同國內中央政府一般的執法機制，聯合國也不是世界政府。國際刑事法院雖然能追究個人的刑事責任，卻沒有自己的警察，逮捕與移送嫌疑人等工作，仍仰賴各國合作。

這樣的限制確實令人挫折。當傷害正在發生，我們期待的是有人能夠立刻阻止，而法律往往無法即時做到。蔡律師並未迴避這份無力感，也提醒大家，不能因此認定國際規範毫無作用。追究責任與執行制裁的過程可能漫長，也受到政治條件影響，但辨認侵害、留下證據，以及持續要求究責，仍然有其意義。

座談後段，討論再次回到倖存者身上。當傷害已經發生，社會可以做些什麼？

蔡律師談到，把傷痕遮住，並不代表傷害已經獲得處理。影片中，倖存者選擇說出經歷，讓原本可能被隱藏的暴力得以被看見，也讓調查、究責與支持有機會開始。而修復的過程，需要社會承認傷害確實發生，確認責任，並且努力避免相同的侵害再次出現。這也不應被理解為要求受害者原諒加害者。

從這個角度回看《痕跡》，發聲需要有人願意聽，也需要有人接住述說之後的需求。倖存者不必獨自承擔證明傷害、尋求正義，以及重新生活的全部重量。

這場映後座談留下的，是一個仍需要繼續追問的問題：當我們看見了他人的傷痕，接下來願意如何回應？對司法與人權工作的期待，也存在於這裡——讓遭受侵害的人能夠被相信、獲得支持，並且在追究責任的同時，保有走向往後生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