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下稱「本會」）就《行政訴訟法》第232條第3項辦法之訂定，謹提供意見如下：

壹、《行政訴訟法》第232條第3項所定「相距過遠」之認定標準，建議除考量縣市行政區劃之歸屬外，宜考量實際之空間距離及交通便利性，而有進一步細緻劃分：

1. 就「相距過遠」之認定標準，似有初步之規畫方向如下：

   當事人與地方行政訴訟庭相距過遠標準

   	當事人的住居所、公務所、機關、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均位於下列直轄市、縣(市)之一時，即與管轄之地方行政訴訟庭相距過遠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臺北市及新北市以外的直轄市、縣(市)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臺中市以外的直轄市、縣(市)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臺南市及高雄市以外的直轄市、縣(市)

2. 就上述規畫方向，原則上並無疑問。但本會建議除考慮形式上的縣市行政區劃外，建議仍宜考量空間距離及交通便利性，進一步訂定細緻標準。以南部地區為例，臺南市之後壁區、白河區、柳營區；高雄市之那瑪夏區、桃園區一帶，相距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約80公里，開車之路程約為1小時以上，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則至少需2小時。於此種實際情形亦符合相距過遠之情形，亦宜考量在內、予法院具體審酌之空間，以充分保障民眾接近使用法院之權利。

貳、對於是否以遠距審理、巡迴法庭或其他便利之方式行審理程序，法院認為適當時，應尊重當事人之程序選擇權：

1. 《行政訴訟法》第232條第2項規定，簡易訴訟程序之審理，當事人一造之住居所、公務所、機關、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位於與法院相距過遠之地區者，行政法院應徵詢其意見，以遠距審理、巡迴法庭或其他便利之方式（下合稱「便利方式」）行之。其立法理由謂：「…如當事人合意便利之方式，且法院認為適當者，從其合意。

2. 是當兩造當事人既已考量自身程序、實體利益，選擇適宜其訴訟進行之便利方式，則法院就當事人程序主體地位與程序處分權，認無不當時宜予尊重。是上開立法理由之意旨，應於辦法中明訂。又為使當事人能充分知悉不同審理方式之利弊，法院宜予決定前為適當之闡明。

參、就遠距審理之進行方式，法院認為適當時，亦能以「混合型」之方式行之：

1. 依司法院公布之「法院辦理遠距視訊開庭操作手冊」5.0版，現行實務就遠距審理之操作，已存在「混合型」之開庭方式，即部分當事人於院內主法庭或延伸法庭、部分當事人於院外法庭受審理。再按《行政訴訟法》第232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一造之所在地與法院相距過遠者，法院即得行遠距審理。

2. 是一造當事人考量其程序及實體利益，而就該簡易案件表示有意願以遠距方式進行訴訟時，兩造縱未有合意，法院尚非不得於適當時，以「混合型」之遠距審理方式行訴訟程序，以兼顧當事人之程序利益及應訴便利性。

3. 另，行遠距審理之事件，宜輔以電子化閱卷等配套措施，以充分確保當事人之應訴便利性。

肆、就《行政訴訟法》第232條第3項辦法之訂定，應研究並審酌遠距審理對判決結果與訴訟過程之影響：

1. 國外研究指出，移民收容案件以遠距審理之判決結果，相較於實體審理，多為強制驅逐：

   • (一) 美國學者Ingrid V. Eagly於〈Remote Adjudication in Immigration〉一文中，以實證性分析之方式研究全美各州2011年及2012年約15萬件之「成年人收容案件」，發現其中以遠距方式審理者高達25% ^[1]。為瞭解遠距審理的影響，該研究對遠距審理與實體審理進行的移民強制驅逐案件，進行結果之比較。

   • (二) 該研究指出，以遠距審理行審判者，相較於實體審理，結果多為強制驅逐 ^[2]。原因如下：

     1. 被告參與程序之門檻及障礙提高：

        以無訴訟代理人之當事人為例，遠距審理之事前準備程序相當繁雜（如：聲請法院釋放之程序），獲取資訊與資源的機會，與實體審理相比亦有所差距（如：收容中心較難以當事人理解之語言，告知救濟程序；相關資料無法如實體審判般呈現予法官，亦無從得知有無即時透過監所系統送達予法官），從而大幅增加當事人行訴訟之不便利 ^[3]。

        於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因此類案件收費較為低廉，實務上當事人與其律師多於審判時方會面。當法院行實體審理時，律師可提前與當事人在監禁室會面；而行遠距審理時，雙方則缺乏此一開庭前溝通的機會 ^[4]。移民案件之被告表示，遠距審理給他們的觀感不像是由法院審理的一天，且此種方式對其而言是較為不公的 ^[5]。

     2. 通譯之問題：因無法即時同步進行、較難與當事人確認是否理解翻譯等問題，導致遠距審理與實體審理之翻譯品質必然有所差別。The Legal Assistance Foundation of Metropolitan Chicago與Chicago Appleseed Fund for Justice於2005年聯合發表的〈Videoconferencing in Removal Proceedings: A Case Study of the Chicago Immigration Court〉報告中，發現2004年芝加哥州移民法院以遠距方式審理的110件案件中，有高達30%之當事人因翻譯問題，無法理解目前訴訟之進行 ^[6]。

2. 上開研究結論，應值我國收容聲請事件之參照，並有益於辦法之訂定及遠距審理制度之改善及擴大適用：

   • (一) 上開文獻所研究之案件類型為收容案件，故與我國《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1項第5款簡易訴訟程序中之收容案件，應具可比較性。又縱使審理方式、法律體系等均有不同，然美國與我國收容案件所具之當事人語言隔閡、遠距審理等問題確屬相同，應可資參照。

   • (二) 觀我國收容案件，因案件量龐大且案情相較單純，故自2018年實務上便透過「收容事件線上審理系統」，大量以遠距方式審理該類事件。惟從上開文獻可知，美國於收容案件大量運用遠距審理，而對於判決結果之影響、當事人之負面觀感、語言及通譯之障礙均有指摘。本會建議　貴廳就現行普遍以遠距方式審理之收容聲請事件，宜收集當事人及法官之意見，研議有無檢討改善空間，並可作為訂定辦法或未來法院研議擴大其適用範圍之參照。

3. 法院以視訊設備遠距訊問證人之情形，應留意證人證詞之可信度較於實體審理為低，並可綜合案件性質、證人所處之地點等，決定審理方式：

   • (一) Brennan Center發表之〈The Impact of Video Proceedings on Fairness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Court〉一文透過文獻分析與比對，認為遠距審理對於「證人證詞之可信度」有所影響：

     1. 透過模擬法庭之研究方法發現，當孩童為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情形下，透過現場、實體感知孩童證述之陪審團，會認為其較遠距審理之陳述有更高的正確性與可信性 ^[7]。於瑞典之類似研究亦表示，陪審團實體聆聽證人陳述時，對於證人證詞可信度等，多會抱持更正面的看法 ^[8]。

     2. 2017年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關於移民法院之報告指出，六所受訪法院中有三所法院的法官提到，他們在實體審理後，對於先前遠距審理形成的可信度評估（credibility assessment）有所轉變，進而影響當事人獲准庇護等結果 ^[9]。此種轉變實於心理學上可尋得原因，蓋非面對面，法官不僅較難與被告作眼神接觸，亦較難感受其情緒、肢體語言，此即「鮮明效應」^[10]。

     3. 綜合上述，證人證詞之可信度，會因審理方式之不同，使法官形成截然不同的心證。因此，就相關辦法之設計，仍宜盡可能降低不同審理方式造成調查證據中證詞認定結果的落差，以免影響人民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 (二) 再依沈冠伶教授2021年發表之《民事訴訟之線上起訴與遠距審理》一文，受限於空間隔閡及視訊設備之鏡頭位置擺放等因素，視訊審理對於「證據調查之品質」及「法官心證形成」均有一定影響 [11]。而實務運作上，如證人非處於法院或公務機關，為避免當事人側錄、洩漏秘密等疑慮，智財法院多以「不適當」而排除遠距審理之使用 ^[12]。因此，縱使遠距審理並不違反直接審理原則，然法院仍宜考量案件性質、待證事實、證人特質、身處地點等因素，以決定關於證人之訊問是否以遠距審理為之，以平衡兼顧訴訟經濟、當事人程序利益及客觀真實發現之公益 ^[13]。

   • (三) 針對行政訴訟案件，如以遠距方式訊問證人，亦可能對證據調查之品質及法官心證造成影響。故　貴廳於訂定辦法時，建議可參照前述文獻，使法官充分瞭解遠距訊問證人之事實上影響，以利法官依審酌案件性質、待證事實、證人身處地點等因素，以適當方式進行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