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修法涵蓋的校事會議啟動範圍（教師法第14～16條）
第 14 條	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身心嚴重侵害、行為違反法規有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之必要等情形
第 15 條	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身心侵害、行為違反法規有解聘之必要等情形
第 16 條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二）平移《性平法》設計

此次修法的靈感部分來自於已運作多年的性別平等教育法體系——性平案件外聘調查小組、由性平會負責調查，在制度設計上較教評會更為獨立。

翁律師指出，教育部的邏輯，似乎是認為這套機制是可以直接「平行移植」到其他類型的不適任案件上的。但兩套制度的本質並不相同。性平案件有相對清楚的行為定義，而所謂的「教學輔導行為失當」，卻是一個邊界極為模糊的概念，很難用同一把尺去量。嚴重的體罰，模糊的「教學不力」、「不能勝任工作」，全被安排走進同一扇門，同樣的調查規格，同樣的程序成本。

三、2020年後的新制困境：實體到程序亂象叢生

2019年修法的目的，原是為了建構更嚴謹的教師停聘、解聘程序，然而，2020年校事會議上路後，翁律師、蕭律師在這五年間承辦或是調查的案件，卻浮現問題在幾個層面上：

（一）標準的模糊性

1. 關於認定標準

就認定標準上，教育部曾試圖做出努力，教育部在2020年11月訂定了11項參考標準¹，涵蓋「班級經營欠佳」、「師生溝通不良」、「教學行為不當」等項目。但這些標準高度抽象，沒有更多操作型定義可以讓調查委員參考。

翁律師就提到，教師法第16條所稱「教學不力」標準，也有認定模糊的問題。在大學因為大學自治，問題尤為明顯，每個學校可自行決定是否續聘教師的標準，故許多學校以學生對教師的教學評量分數作為決定因素。綜觀諸多案例，學校解聘理由通常是該教師教學評量分數低於全校或全系平均，但並未提前揭露可供教師參考的標準或可改進的方式，待教師接獲解聘通知時，通常都是木已成舟的狀況了。

翁律師分享自身處理大學教師教學不力相關案件的經驗，遇到上述狀況，他都會提出大學違反明確性原則的挑戰。他認為在未揭露各項評量標準的情況下，教師即便想改進教學品質，也無從著手。另有一些案件，教師在校教學多年，待學校要解聘之時，便把歷年來該教師的缺失一併翻出來作為解聘理由。在這些案件中，教師即便主張多年前的事件應已超過追訴時效，法院亦多不採信，造成教學資歷越豐富的教師，遭解聘理由越豐富的奇特現象。

2. 關於懲處效果

除此之外，蕭律師指出暫時停聘的制度有令人擔憂的情形。暫時停聘這個設計有其立法目的——避免更多受害者出現，但實際上到校園第一線現場的操作，卻可能在學校急於把風險轉嫁的心態下，使第一線教師蒙受無法為自己辯解的處境。他觀察到這個現象在中南部學校尤其明顯，北部相對而言至少會有相當的證據才啟動停聘，但中南部卻有時開會流於形式，僅看申請調查事由認為情節嚴重或具公益性，就直接啟動停聘，對於老師而言，百口莫辯。

（二）「人才庫」的專業性與公正性

訪談中兩位律師都提到了專家人才庫裡的專家素質參差不齊的問題：

2019年的修法，誠如前述，將性別平等教育法機制進行平行移植，把「教學不力」與「違反聘約情節重大」這樣抽象的要件納入嚴格的外聘調查程序，這也成為外聘人員需要認定事實。對此，認定標準是否明確，將會是決定新制能夠穩健實行的關鍵因素。

在面對抽象、高度不確定的要件適用與懲處決定，人員組成或許可以透過專業判斷為程序正義把關，然而在2019修法後實施的情形，人才庫及其外聘調查程序卻成為雪上加霜的存在。

首先，面對法律抽象要件的調查判斷與最終懲處選擇，個別委員的主觀判斷往往成為決定結果的關鍵變數。然而蕭逸華律師指出，此人才選任幾乎沒有其他實質審查。委員資格取得方式，只需要上課並通過調查報告之測驗，進入人才庫即可。

目前調查委員的來源——教育部建置的人才庫——約有八成是教師。翁律師與蕭律師皆擔憂人才庫未必具備調查或法律專業。蕭律師在訪談中十分憂心地提到：「這些準司法程序，明明就是要做出類似法官的事情，但是你在做審判的事情，卻用那麼粗糙的人才庫資格。」

就人才庫與調查程序的公正性問題上，翁律師特別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51號判決為例，該案中，當事教師遭檢舉疑似有管教衝突，在調查老師是否有不當管教之行為過程中，調查委員隨機抽樣學生進行訪談，然於調查過程中，卻打斷對該教師較為友善之陳述，且疑似引導學生往對該教師較不利的方向回答，最後被法院認定委員們未能維持調查小組之公正性，又失去獲得有利於原告事證之機會，與《行政程序法》第9、36條之規定不符，也因此影響其調查報告之客觀性與完整性，就無法完整呈現事實，進而使得校事會議、考核會在資訊不充分情形下作成判斷，而有違法瑕疵。此例中的違法瑕疵，即是調查委員實際操作上欠缺正當程序意識所造成。

翁律師特別說明，行政法院撤銷學校懲處決議的案件，超過八成都是程序面爭議。長年以來行政法院大量訴諸「高度屬人性」概念，認為事實認定與懲處手段輕重都屬於學校的判斷餘地，鮮少介入審查，保障嚴重不足。

以下判決對調查報告進行細緻的檢視，是對我國教育法制朝向良好發展的敲門磚，值得參考。

（三）證詞的脆弱性、容易被引導的環境

前述人才組成與要件效果雙雙問題叢生下，問題並未告終，高中以下校園事件的性質無疑在此之上成為雪上加霜的存在。蕭律師與翁律師皆觀察到另一個核心問題——證詞的高度脆弱性。未成年學生的陳述，很容易在進入正式程序之前就已經被塑形。

對此，行政法院的判決便曾於一樁被調查者多為8歲學童的案件中指出：「⋯⋯問話者之主觀意識、問話方式，容易影響受訪者之回答，尤以本件被調查訪談者多為時值8歲之學童，更難避免有此情形發生。」²可見這不僅是教學現場的擔憂，更是在司法實務被承認的困境。然而被承認往往還不夠，還需要有對應的措施，可惜的是，面對此困境，翁國彥律師指出程序上並沒有確保機制，教育部的做法是放生給涉案老師自己想辦法，運氣好了話，可以推翻調查報告。（如前述判決指出調查委員組成不合法而不採納該證詞）

在經驗上，蕭律師分享他反覆見過的場景——訪談的小房間，父母在兩側，中間是學生。如果是性平案件，涉及的又是一個女孩子，他往往觀察到學生面有難色，言詞支支吾吾，有些事情根本不敢在父母面前開口說。然後，家長的先入為主。他說，「家長就會從頭到尾一直壓著、壓著女兒要怎麼講、怎麼講。」如此，一份被引導過的陳述進入了正式調查程序。

在面對上述的案例，蕭逸華律師提供了一個做法——會在取得家長同意後，請他們先暫時離開房間，讓學生有空間自己說話。但這樣的做法能否在每個個案中被家長接受，沒有制度規範下，仍難以確定其他案件如何被處理。

此外，群體案件的問題更複雜。他說，最讓他頭痛的類型，是一群學生互為證人、互為申請調查人、又互為被害人。蕭逸華律師觀察到「每個人都在幫自己講話，串證的案例比比皆是。」

他認為或許應對作法是擴大調查，問更多的外部證人，再把每一個人的說詞放在一起比對，找出矛盾之處。他說「這跟刑事訴訟有點像，說詞沒套好，就會攻破。」但此作法若沒有制度要求或人才庫的配合，於無法落實到每一個個案時，群體案件仍就是在制度上令人擔憂的存在。

（四）低度啟動門檻與上級退回機制

2019修法內容的爭議，除了標準模糊、人才庫的疑慮外，程序設計上前期的檢舉必調查、匿名檢舉的低度啟動門檻與後期教育局的退回機制，更是被認為恐使老師被迫採取防禦性教學。

1. 啟動門檻過低，小案大辦，且匿名檢舉導致無法溯源

按照《解聘辦法》的設計，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教學爭議（含管教疑慮）的情形，應於五日內召開校事會議審議。這個「應」字，讓學校幾乎沒有不啟動的空間——只要有人投訴，程序就必須走。

更關鍵的是，法條同時規定，媒體報導的事件也視同檢舉，學校要主動進入處理程序。加上匿名檢舉被允許，投訴的門檻幾乎是零。家長不滿老師，撥一通電話就能啟動一套動員外聘調查小組、歷時數月的正式調查程序。

據翁律師描述，在他接觸的案例中，有一位小學科任老師，因為選擇讓喊肚子痛的學生先在桌上趴著休息，而非立即讓其單獨前往保健室，最終被調查報告認定為「教學輔導行為失當」；另有一個案例：一位六年級導師出了一道作文題目，主題是「給導師的一封信」，家長投訴，認為老師叫學生寫給自己的信，等於強迫學生拍馬屁。校事會議據此啟動。

這些案子共同揭示了一個問題：教師每天的教學現場，充滿沒有標準答案的臨場判斷，但校事會議的設計，讓任何一個判斷都可能在事後被投訴、被啟動一套嚴肅的正式調查程序。

2. 退回機制的單向加壓

教師走完調查程序後，還不能認為事情告一個段落，外部調查委員，並非是獨攬大權。翁律師便提到，許多較輕微的案例，調查後其實原先是決議不予懲處或只有輕微處罰的。然這些案件卻時常遭教育局退回，要求學校加重懲處。某些社會矚目的案件，固然有其輕判之處。但面對諸多並未輕判的案件，教育局不應為了解決來自家長的壓力，就把教師拿來當開刀對象，動輒退回調查報告，變相要求校方每件案件皆須懲處。

對於這些被教育局退回的案件，翁律師在研究大量相關案件後，發現了一個幾乎沒有例外的規律：教育局退回，永遠只有一個方向——從「不成立」退回要求改成「成立」，從「記過」退回要求改成「解聘」。從重改輕、從成立改不成立的退回，他還未見過。

四、如何改善？

如何改善上述亂象？二位律師指出不同的觀察重點，蕭律師提到權益告知與傳承的重要。在擔任調查委員時，他會在訪談開始前把程序事項一一說清楚：告知錄音權利、說明調查委員身份、講清楚調查期程、告訴當事人訪談後仍可書面補充陳述意見。他說這些都是他自己從實務中慢慢摸索學來的，現在也在上課時多加強此面向。

翁律師的想法則更強烈，他認為可以透過課責機制，避免冤錯案件的發生。讓犯錯的調查委員個別負責，是一個可能的方向。翁律師與我們分享，這些年觀察下來，調查委員的風骨是至關重要。有時自己的看法若與外界的聲音不同，在逆風的壓力中，還能堅持自己認為對的看法，無愧於心才是關鍵。

當然，若過度造成加諸調查委員身上的責任過重，確實可能出現調查委員採取防禦性調查來因應的狀況，甚或直接拒絕擔任調查委員，反而會導致反效果。翁律師認為，撇除個人層次不談，追根究柢容易發生程序違法瑕疵的系統性原因，在於行政法院、訴願會等行政救濟機關在爭訟案件中，長期支持學校與機關作法，縱容違法瑕疵存在，有權者沒有藉此學到教訓，自然會一再犯錯。反過來說，當學校與機關多敗訴幾次，久病成良醫，才會開始檢討現行做法是否必須改善檢討，例如教育部提供給各大學的「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案 常見錯誤態樣一覽表」³，其實正是行政機關自己累積的敗訴案例清單！所以，他認為，讓學校或上級機關背負國賠或內部懲處責任，此機制或許才能讓學校與機關記取教訓，謹慎處理每件案件，避免冤案錯案重複發生。

¹ 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126278B號令：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適用教師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解釋令。
²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庭113年度簡字第239號判決參照。
³ 教育部並未公開發布，僅有行文給各大學參考；且只有針對大學層級，沒有整理高中以下學校層級的常見錯誤態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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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contined…。請見下篇。
借問律師怎麼看校園法治現況（下）：2026年新制後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