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真的能帶給受害者喘息與療癒的機會嗎？」

近年 MeToo 運動持續推動社會重新檢視性暴力議題，人們也愈來愈期待司法能夠扮演公正的第三方，透過調查、審判與刑罰回應受害者的痛苦。然而，司法是否真的能帶來受創者所期待的正義？

在本次講座中，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彭仁郁老師，以其新書《家的蜃樓》為引，憑藉長年陪伴家庭內性暴力受創者的田野現場經驗，帶領與會者重新思考司法、創傷與療癒之間的距離。

一、 體制做了很多，為何傷害未曾遠離？

講座一開始，彭仁郁便提醒大家，法律上的名詞、犯罪構成要件與程序規範，未必能完整描述一個人真正經歷的創傷。

過去 30 年來，台灣建構了相對周延的防護網：各縣市設立家暴與性侵害防治中心、諮商輔導資源逐步建立、一定規模的機關學校也都被要求設立性平與申訴機制。然而，即便制度看似愈發完善，政府一再宣示對性暴力「零容忍」，實務上的通報案件數卻依然逐年攀升。

彭老師分享了她過去擔任性平委員的觀察，即便在一個平均學歷極高的工作環境中，主導性平調查的主管仍可能嚴重缺乏「性平意識」，習於用傳統的性別意識形態去評估事件，甚至試圖將強制性騷擾的案件定調為「私人糾紛」。這說明了即便立法再嚴密，如果執行體制的人缺乏對創傷與性別權力結構的敏感度，體制依然會失靈。

當受害者發現體制無法彰顯正義，往往只能訴諸 MeToo 等大規模社會運動，動用大眾輿論來成為自己的支持。

二、 異國與本土案例：司法體制的本質限制

為說明司法制度在面對深層創傷時的局限性，彭老師詳細分享了法國與台灣的兩個典型「家內性侵」案例：

1. 法國案例：被錯置的訴訟焦點

1990 年代的一名法國少女，自幼遭父親長期性侵和強迫賣淫。12 歲那年，在接受學校性教育的啟蒙後，她逐漸意識到這段父女關係極度不正常與痛苦，於是向鄰居求救，進而啟動了法定的訴訟程序。

然而，這場跨越數年、從少女時期打到成年的漫長訴訟，最終的判決結果卻讓她感到無法接受與不公。法官與檢察官並未以「性侵罪」起訴其父親，因為「口說無憑」，在缺乏客觀物證的情況下，被害人的陳述難以單獨定罪。父親最終被判刑，是因為他涉入了一個由高知識分子組成的戀童癖網絡、販賣兒童「性服務」。

對少女而言，她最初的訴求非常微小——她沒有想摧毀這個家，只是希望父親「停手」、希望母親相信她。但司法啟動後，家庭徹底撕裂，父親出獄後，更將自己視為「被女兒害坐牢」的受害者，對她展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跟蹤與騷擾。司法不僅未能提供防禦線，反而讓受害者陷入更深的孤立。

2. 台灣案例（小汐）：解離性人格與時效的高牆

另一個案例則是彭老師親自陪伴多年的小汐。小汐自 4 歲起遭父親性侵，傷害一直持續到 24 歲。長年的極端創傷導致小汐以自我人格裂解自保，在主流精神醫學框架中，可能被診斷為解離性身分疾患（DID）。

小汐曾通報過兩次。第一次通報時，司法與警政程序要求在短時間內完成做筆錄、驗傷等緊湊流程，且對造（加害父親）立刻收到通知。這對受害者造成了巨大的家族壓力（父親的言語暴力與母親的親情勒索）。更艱難的是，負責面對社會、前來做筆錄的「成年人格」並不記得也不願回憶創傷細節；而真正擁有完整創傷記憶的「孩童人格」一被喚醒，便只能陷入極端的尖叫與自責，根本無法完整陳述。第一次通報最終因筆錄無法進行，且社工督導認為無法釐清精神病患所述之性暴力是否為真實，而以結案收場。

第二次通報由彭老師全程陪伴。當時的檢察官非常有創傷知情概念，理解創傷所導致的精神解離狀態，允許彭老師陪同訊問，甚至在單獨與彭老師談話時設法拼湊不同年齡人格受暴的片段。然而，即便檢察官相信性侵屬實，小汐成年後能清晰描述細節的時間點，已超過了當時的法律追訴期；而未過追訴期的近期事件，又面臨父親全盤否認、母親指稱「這孩子從小精神就有問題」的舉證困境。最終，檢察官只能以超過時效和證據不足的法理限制下，在不起訴處分書中以極具同理心的文字敘述，側面認可了性侵事實的發生，以此作為對小汐情感上的微弱支持。

這兩個案例共同指出：刑事司法的核心任務是確認犯罪事實，依據嚴格的證據裁判原則決定是否動用國家公權力剝奪被告的自由，其本質從來就不是為了照顧或療癒受害者。

三、 監所處遇的困境：防禦性的加害者

彭老師進一步將司法體制中的「加害者（或被告）」區分為三種：真正被誣告者（實務上比例極低）、證據確鑿而被判刑者、以及「實際上確實做了，但因證據不足或超越時效而被放過者」（這往往佔了極高比例）。

即便在少數成功定罪、送入矯正機關（監所）的個案中，我們也很難看到真正的反省。目前台灣矯正機關的性侵害治療目的性極強，往往流於形式。加害者為了爭取減刑、假釋點數，會流暢地配合心理諮商或宗教教誨，但內心卻處於極強的「防禦狀態」。有些人甚至在心理上發展出扭曲的防衛機制，將責任推卸給受害者（例如指稱「是那個幾歲的小孩勾引我」）。

此外，監所內輔導人員的勞動條件惡劣、缺乏針對創傷與性暴力諮商的專業訓練。當年輕的心理師抱著探索加害者心理歷程的熱忱進入監所時，往往會遭到內部資深懲教人員的潑冷水：「不用浪費力氣，這些人是不可改變的惡毒壞人。」在這種高度馴化與懷疑的環境下，加害者只求應付完十堂課，根本沒有機會展開真正的自我理解與道德反省。

四、 療癒的核心：加害者的承認與他者的見證

「加害者的承認，對受害者的修復與療癒而言，是極其重要的一環。」

彭老師指出，實務上接觸過的大多數受害者，其核心訴求往往不是要加害者死，也不是為了高額賠償，而是希望加害者能夠當著眾人的面、看著自己的眼睛，誠實地承認：「對，我當年確實對你做了這件事，這不是你的錯。」

性暴力的本質往往發生在極度私密的空間，沒有任何目擊者，這導致受害者常年陷於「百口莫辯」的噩夢中。因此，療癒需要兩個核心條件：

1. 加害者的承認。
2. 第三者的見證。 讓受害者的經歷在一個相對公開、被尊重的公共場合被聽見與認納。

然而，現行的刑事司法是一套「對抗制」的系統。為了逃避法律懲罰，加害者的本能必然是全盤否認與採取防禦姿態。一旦進入防禦狀態，他就更不可能長出同理心去感受受害者的痛苦。司法的懲罰機制，在無形中切斷了加害者真誠認錯與修復的可能。

現場提問與延伸討論

有與會者提出，在 MeToo 運動中，大眾常強調「羞恥轉向（Shame Shift）」，希望把原本由受害者獨自背負的羞恥感，還給、轉向給加害者。但如果加害者感受到極強烈的社會羞恥與集體譴責，是否會反而激起更強的防衛機制，導致他們更想躲起來、更用力地否認，進而離「共感與認錯」愈來愈遠？

彭仁郁老師回應： 這個提問直指核心。受害者的「羞恥轉向」極其重要，因為在性暴力的創傷中，最具有侵蝕性的情緒往往是潛入受害者心靈的羞恥感與罪惡感。明明做錯事的是加害者，受害者卻在替他們承受這些痛苦。

然而，當社會發動集體譴責、甚至將加害者「動物化」、「獸化」（如狼師、獸父等形容）時，確實會激發加害者極端的防衛。但這並不表示不要讓加害者承擔羞恥，而是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創造一個環境，讓他們願意把責任拿回去」。

如果環境是孤立的、社會是要徹底毀滅他、判他社會性死刑，加害者為了生存，必然會反撲與否認到底。羞恥與罪惡感必須要有「終結的一天」，我們應該讓加害者知道：你感受這個痛苦、承擔這個羞恥，是為了思考如何修復你造成的傷害；當你長出尊重他人的能力並完成修復後，這個共同體依然會把你當成人類社會的一分子接納。如果缺乏這種有同伴陪伴的反思歷程，只是一味地譴責，最後只會流於報復宣洩，無法促成真正的改變。

另一個問題則是，實務上有些性暴力事件會被界定為「私人糾紛」（如麥當勞事件、或部分職場/校園性騷擾），有些則會因為涉及公眾人物（如黃子佼案）而全面公共化。當事件進入大眾視野，大眾往往期待看到強烈的懲罰與彈劾。但在這種轟轟烈烈的公共化討論中，我們該如何平衡「懲罰」與「創傷修復」？司法改革或民間團體該如何引導大眾理解這種複雜性？

彭仁郁老師回應： 當一個事件涉及大規模的體制性剝削（例如黃子佼涉嫌購買並參與跨國未成年性剝削影像網絡），這絕對是嚴重的公共事件，而非私人糾紛。

可惜的是，我們的社會在面對這類公共事件時，往往缺乏複雜思考的能力。以黃子佼事件為例，他在第一時間曾試圖透露他童年的創傷與扭曲的成長歷程，但大眾的輿論很快分裂成兩極：一邊是盲目的同情與包容，另一邊則是全盤的憤怒、將其行為簡化為不可饒恕的變態，進而錯失了去深入理解「一個加害者是如何被形塑而成」、以及「整個社會消費性剝削影像的結構性體制」的機會。

現行的體制（如家防中心）往往把社工當成「個案管理師（Case Manager）」，一個人要強行管理五、六十個個案，每天只能忙於打電話、填報表、走流程，這完全貶低與剝削了「建立關係與深層療癒」所需的時間與力氣。

療癒與修復需要多元且緩慢的歷程，它無法像在麥當勞點餐一樣，選了 A 套餐（司法定罪）或 B 套餐（心理諮商）就能立刻解決。正如台灣在面對白色恐怖等歷史創傷時一樣，我們的官僚體制往往缺乏想像力、害怕被究責，只想用最簡單的「把人關起來」或「與社會隔絕」來回應。

要創造真正的療癒空間，力量往往必須從社區與日常生活中長出來。我們需要容許更多有機的、甚至有些奇特的人際連結發生（例如台中有些地方創生團體會邀請無家者參與音樂會或釀酒活動，創造非典型的支持網絡）。只有當社會大眾願意長出容納複雜生命故事的空間，不再將所有期待寄託於單純的刑罰，受害者才能在人與人的陪伴與見證中，獲得真正喘息與重生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