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流浪法庭35年：蘇建和案的「冤」與「援」

蘇建和案走過三十餘年，至今仍因附帶民事賠償訴訟而未落幕。這場講座既是一段歷史回顧，也讓案件當事人「蘇建和」與長年參與救援的行動者「施逸翔」同台對話，談論那些仍在延續的行動。

蘇建和：從冤案經驗到人權實踐的起點

講座一開始，蘇建和根據個人經驗指出，冤案的形成往往有共通的因素，其中之一是缺乏科學辦案。當調查與證據處理未能回到基本的科學原則，而是單憑警察的「直覺」時，不僅違反了程序正義，也違背了司法應該守住的最低道德底線。

在指出制度問題的同時，他也從自身冤案的經驗出發，進一步談到對司法的期待：他希望法律能平等地對待每一個公民，不因身份、處境而有所差別；而在後續的冤案處理脈絡中，更重要的是讓每個受害者都有機會重新回歸生活，過上安穩的日子。

蘇建和也回望自己剛回歸社會「正常生活」的日子。那時的他因著自身經驗，立志在 NGO 組織工作，並秉持著以平等心看待人權與司法的想法，避免帶著任何先入為主的判斷。這份對自身行動的倫理要求，成為他後續投入人權工作的信念，以及對於司法改革的期盼。

蘇建和：走向人權工作的歷程

蘇建和以志工身份投入 NGO 工作已有十年之久。回顧當初加入台權會的經歷，他參與的第一個活動是「去除偏見與歧視的標籤」，議題對象包括同志、無家者等被社會標籤化的群體。

在參與過程中，他觀察到所謂的「弱勢」，不只是資源上的不足，他回想起曾經的自己——過去的他在說話或發表意見時，經常遭到否決與打臉，這段經驗也讓他對「以什麼方式被對待」有了更深的體會。

後來他提到，堅持人權工作對他而言是一種信仰，而這份信仰最初被點燃的來源之一，是他的父親。在案件進行的過程中，父親始終在背後默默支持，持續為案件付出心力。

在這樣的經驗中，他逐漸意識到，家庭的支持與自身在案件中的經歷，都是促使他走向人權工作的重要因素。正是在這樣的累積之下，他開始理解，人權工作對他而言已不只是行動上的選擇，更是一種面對自身傷痛、試圖尋求安放的方式。

施逸翔：「蘇建和是人權受害者，也是捍衛者」

第一屆蘇案志工團的課程，由蘇建和本人擔任領導。當時作為志工團學員的施逸翔，發自內心覺得蘇建和把人權觀念講解得既厲害又生動：他先是邀請馬躍．比吼導演播放原住民紀錄片，也很喜歡帶著學員校外教學，曾經與學員一同前往貢寮的鹽寮反核自救會參訪。

一期志工團的課程，讓施逸翔開始意識到，人權不該只停留在書寫與記者會上，而是需要走入現場、親自觀察與理解。也正是在那段時間，他逐漸萌生了讓人權理論落地、以行動實踐的想法。

除了是一個契機之外，他也說到，在民主的台灣，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冤案當事人，這成為他後來投入人權工作的關鍵轉折，也讓他覺得，蘇建和是一個人權的受害者，卻同時也是一個人權的捍衛者。

施逸翔：談蘇案救援的多元行動形式

接著，施逸翔將主題回扣到蘇案本身，認為濟南教會對蘇案救援而言，是一個長期的行動據點。2000 年 4 月，蘇案展開「走向黎明」救援行動，總共繞行濟南教會 214 天。儘管不知道這樣繞行教會對案件有沒有幫助、會不會看到實質成果，施逸翔仍認為，這是一種行動與意志的展現，象徵公民社會永遠不會放棄。即使過程中難免有些難過與憤怒，但大家都知道，在救援蘇案的路上，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2010 年宣判前的腳踏車之旅，施逸翔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卻透過這場行動看見蘇案倡議的創意與可能性。蘇建和等人從鵝鑾鼻騎到鼻頭角的路程中，沿途與幾個在地 NGO 合作倡議，例如嘉義的洪雅書房、台中的靜宜大學、高雄的神采飛揚 KTV 等等。

神采飛揚 KTV 的聲援方式，是在螢幕的跑馬燈上打出「救援蘇案」的字樣，讓當天來唱歌的客人看見這個議題。騎行結束後，眾人一樣回到濟南教會，每位志工在明信片上寫下走這段路的心情。施逸翔當時也穿著聲援的 T-shirt，在濟南教會與所有人一起，成為救援路上不可缺席的一員。

蘇案的三十年與人權意義

2012 年，更三審確定蘇建和無罪定讞後，施逸翔回想這一路的聲援行動，認為科學鑑識是無罪定讞的關鍵因素；但 NGO 組織作為邀請社會關注、參與救援行動的重要窗口，這一路帶給社會的，是去思考蘇案背後的人權、司法與正義是什麼。在施逸翔眼中，蘇案不只是一起冤案，更是一場廣義的人權教育。

回望這段長達三十年的歷程，從冤案救援到無罪定讞，蘇建和逐漸將個人經歷內化為對「作為人的尊嚴」的理解與堅持。在聲援與行動的過程中，人權也不再只是制度性的議題，而是一種任何人都可能面對的基本處境。

或許蘇案所留下的意義，早已超越案件本身。它帶來的提醒在於：當司法可能出錯、個體可能被錯置時，人權工作的存在，正是持續追問並確保每一個人，都不會在國家與權力的運作之中，失去其作為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