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黃旭田主持人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

主持人首先指出，司法改革討論當以審檢辯三方為觀察，惟同時特別釐清司改會非律師團體，並不代表辯方立場。另提及司改會成立至今已邁入第三十一年，除持續投入冤案救援與法案研究外，近年亦積極關注司法負擔問題。自2020年起，曾多次拜會法務部，亦與司法院進行溝通，部分建議已獲採納，然法務部方面可能有各種政策考量，回應尚不明確。

此外，隨著越來越多年輕世代加入，司改會亦發展出數位法、性別議題及國際法等熱門議題小組，持續擴展討論面向，並邀請各界共同參與別具挑戰的公共議題討論。

在此背景下，本場報告並非僅從狹義法律規範出發，側重於法律制度運作後的樣貌，以及改革推動的過程，進一步聚焦於司法過勞現象及其可能之改善方案，展開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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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司法改革的治理轉向：從制度工程到司法日常

重新定位法庭內外的案件流動、文書生產與責任分配

發表：王曉丹／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

與談：陳惠馨／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退休教授

司法信任悖論與司法正當性

王曉丹教授首先提到，從學界角度觀察此一議題可提供方向或價值之參考，並以「司法信任悖論」作為討論之起點，說明近年研究所觀察到之現象，即民眾對司法之信任，並非隨著實際接觸經驗增加而提升，反而呈現相反之趨勢。

具體而言，研究顯示，親身經歷法庭者，其信任度反而大幅崩跌，「很不公正」之感受比例呈現翻倍情形；在無經驗者中，僅有8.1%認為法官很不公正，然在有法庭經驗者中，此比例則暴增至18.1%，而有法庭經驗之受訪者中，對法院整體服務持負面評價者高達67%（三分之二）。一般直覺上可能會認為具有經驗者因接觸較多、感受較深，應會對司法抱持較高之信任，然研究結果卻呈現相反之趨勢。

對於此一悖論，王曉丹教授指出，其不一定代表司法表現不佳，亦可能反映期待落差，或涉及其他因素等影響。在作出結論之前，應回過頭來思考一項更為基礎之問題，即司法之核心目的究竟為何。

傳統法學多係向內部尋求正當性，當代法理學中亦存在源自美國之相關發展，強調「外部正當性」，亦即以人民對法律之信念為基礎之正當性。人民基於自身之信念，認為應受法律統治，並願意加以遵守。據此，司法正當性不宜僅由內部加以說明，而須進一步開放至社會層次之正當性（legitimacy）。

防禦司法與關係回應

王曉丹教授接著指出，應從司法日常之微觀層次觀察問題，關注實際由誰操作、如何操作，以及其中之互動關係，強調法律實際運作之樣態，相較於制度設計本身更具重要性。並進一步說明，雖然Tyler強調程序正義之重要性，且當前制度亦已開放多元參與，使人民具有發聲機會，然司法正當性並未因此顯著提升，顯示形式理性未必能確保實質理性之實現。

王曉丹教授據此指出，上開落差將影響司法之核心任務，即是否能使人民成為具有權利並被賦予主體地位之當事人，使其感受到被尊重，並進而可能導致「防禦司法」之現象與問題。因此，應思考如何進入司法日常關係，回應人民之關係需求，進而建構關係回應型之司法。

所謂的「防禦司法」，指的並非個人的保守或官僚，而是一種在長期缺乏合理工作條件下，導致的制度姿態。當改革化為一套套精密的制度工程進入法院，單向地要求程序更透明、更細緻、絕對可受監督，卻未能給予基層相應的流程設計與行政支援時，副作用便隨之而來。司法人員不得不將寶貴的心力，大量耗費在防錯與自保上，深怕被撤銷、被申訴或面臨評鑑。法院，這個原本應該承接苦難、給予理由的公共空間，越來越像一套自我防衛的封閉系統，無形中大幅削弱了司法真正能回應人民處境的量能。

這種防禦性的姿態，絕非源於制度的匱乏，恰恰相反，它往往是制度盲目增補後，日常運作未能被妥善重構的必然苦果。如今，海量的案件、緊迫的期限、繁瑣的管考與撤銷的風險，早已層層勒緊法官的日常；而法院內部，卻遲遲長不出持續檢討流程與重新分配的工作機制。

另方面，統計資料顯示，2013年全部司法案件約為320萬件，至2023年十年間已增至約420萬件，增加約100萬件。在此海量案件之情況下，亦須注意如何在於司法過勞與資源有限之條件下，朝治理轉向與關係回應之方向發展。

與談人陳惠馨教授亦補充說明王曉丹教授所提出之「防禦司法」（defensive justice）概念，指出其可視為司法改革過程中產生之副作用。例如隨著不斷修法及評鑑制度導入，第一線司法官必須回應各項制度變動，進而產生自我保護機制，使其大量心力投入於應對制度要求，而未必能充分投入個案之思考與處理。

防禦司法三大痛點與改革三大支柱

王曉丹教授並提及防禦司法所帶來之三大危機與痛點，以及三大支柱，亦即流程方面、文書方面以及組織方面。

與談人陳惠馨教授總結，王曉丹教授所提出之改革方向，其核心在於回應人民對司法之期待，並強調司法制度應回歸於日常運作之場域。其表示，當一名訴訟當事人進入法院時，應有可能在整個訴訟過程中持續感受到司法體系對其痛苦與受傷處境之關照。其進一步強調，若未來司法改革能於此一方向上持續推進，使司法制度在日常運作中回應人民之實際感受與處境，則臺灣之司法改革，或將成為國際上可供參考之典範。

納許均衡與帕雷托最優

最後，王曉丹教授並進一步歸納指出，當前司法改革之困境為一種「納許均衡」狀態，在現行制度下，各參與者因顧慮改變可能帶來之風險與負擔，即使個別措施具有改善潛力，如簡化筆錄或文書，仍難以單獨推動，致使整體制度陷入持續內耗與僵局。在此結構下，各方均無誘因率先改變，因任何單一行動均可能增加自身負擔，而未必能立即帶來對應利益，遂形成制度停滯之情形。

為突破此一僵局，其引用博弈理論之觀點，提出應採取「帕雷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之改革策略，即在不損及既有權益（如工作負擔、薪資或職權保障）之情況下，推動制度調整，使至少一部分資源配置或運作效率得以提升。換言之，改革之設計應避免對任一參與者造成額外損失，並藉由逐步優化，使整體制度朝更有效率之方向移動。

「司法如同一座玻璃屋，與其奮力擦拭玻璃，不如於司法日常中逐步開啟門窗，使陽光得以一點一滴灑入；惟開口之幅度與時機，仍須在實際運作中不斷調整與觀察，並透過由下而上之漸進推進，於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之間，尋求可行之平衡點。」

結語：司法改革之方向與願景

與談人陳惠馨教授指出臺灣在當前國際環境及制度轉型之脈絡下，從威權體制走向當代制度，司法改革之成果有賴眾多參與者共同努力，並呼籲在場與會者思考，於下一階段司法改革中，各自可以扮演之角色與可行之行動方向。

陳惠馨教授最終進一步指出，司法改革藍圖之建構宜區分為兩個階段：其一為宣言性階段，應清楚揭示其核心價值；其二方為系統性之制度描述。此刻應重新思考何謂具有意義之宣言，使其能面向臺灣不同社會階層，共同凝聚對司法之期待，並作為集體努力之方向，以實現一個合理且具有人性之司法制度，進而真正落實憲法所保障之人權。此一目標之達成，仍有賴持續而廣泛之努力，並對司法改革基金會長期之投入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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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台灣司法改革的動力與侷限

發表：王金壽／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與談：許菁芳／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

王金壽教授首先提到本篇報告，希望如同張升星法官於「司改會10週年研討會」時所扮演的角色，給予類似批判立場的建議。王金壽教授認為綜合而論，台灣司法環境是在進步的，但仍然有相當的不足。不過近年立法院的不作為導致憲法法庭的癱瘓進而衍生憲法法庭的自救，或許可以象徵我國司法改革的一項成就，而這點正是由司法改革舊時代進入新時代的開始。王金壽教授並以憲法法庭114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為例，主筆者呂太郎大法官前身即為司法改革體制內最重要推動者之一；其中更可見協同意見書有司改背景的尤伯祥大法官參與，雖然二人在諸多議題立場未同，但均在司法權、民主體制受到威脅情形下，表達相同捍衛的立場。另一方面，該號判決卻未見檢察官背景的大法官參與，王金壽教授遂進一步指出反對的大法官可能因為過往在行政體系背景下的制度意識使然，因此已經固化思維，而對於大法官就司法權在民主政治下所應扮演的角色缺乏認知。

王金壽教授首先並對過往三次全國司改會議的歷史與進程進行剖析：

第一次全國司改會議

由施啟揚任內召開第一次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某種程度也成為民間司法改革運動正式成形的重要契機。然而，民間司法改革團體對司法院始終缺乏信任。尤其在「1019為司法復活而走」大遊行之後，民間司改會與司法院之間的對立全面升高，成為台灣司法改革史上的重要分水嶺。

第二次全國司改會議

因第一次司法會議無法有效達標，故而由翁岳生領導，但最終仍如第一次未能有效解決問題。

第三次全國司改會議

第三次司法改革相較以往則更明顯帶有政治主導色彩。王金壽教授首先提到，林峯正等具有民間司改背景的人物，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雖然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以「民間」為名，但講者認為，主要核心成員其實與政治部門關係相當密切，因此在推動改革的同時，也必須承擔部分改革未竟的責任。

講者認為，台灣司法改革最大的侷限，其實不完全來自法律制度或司法院，而是政治人物長期對司法改革缺乏重視。在此情況下，民間司改會反而成為最接近政治核心的改革團體之一，但即使如此，也未必真正能影響政治決策。

王金壽教授亦感嘆，長期訪談法官、檢察官與律師後發現，許多投入司法改革的人其實都是各專業中最有理想的人，但最後卻因三大群體各自強烈的本位主義而無法合作，以及因國家考試制度導致的專業傲慢與階層意識，最終成為各不同群體有理想抱負者中無法合作，反而促成各群體中有理想者與保守、能力不足者合作，共同維護自身體系利益，進而阻礙改革深化。

結語

王金壽教授認為，我國未來已不太可能再出現過去那種大規模司法改革，但這不代表改革已經停止。相反地，社會不應忽視體制內改革者長期累積的努力。無論是改革派法官、檢察官或法律工作者，能在既有體制內持續推動改革，其實是相當難得的經驗，也是台灣司法改革能逐步前進的重要原因。

不過，他也指出，台灣司法改革如今已進入新的階段。過去改革主要處理威權體制、司法貪腐與制度封閉等問題，而現在更明顯的挑戰，則是司法過勞、案件量過重，以及檢察體系長期存在的人事與升遷文化，特別是「升官文化」對組織運作仍有深刻影響。

講者也強調政治在司法改革中的重要性。他認為，社會過去往往低估政治力量對司法改革的影響，但實際上，大規模改革通常都需要政治支持。然而，台灣歷任總統對司法改革始終未真正高度重視，也使許多改革缺乏足夠動能，民間團體亦忽略與政治合作的重要，因此，司法改革仍需要掌握適當的政治時機。

「當前司法面對的新挑戰，已不只是制度改革，而是如何在民主政治與憲政危機中重新定位司法角色。」

與談：許菁芳教授

許菁芳教授首先摘要王金壽教授的報告，指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發展歷程，從早期幾乎完全官辦的型態，逐步轉為以民間立場為主體，形成明顯的形象轉變。特別是在早期仍處於黨國體制、必須透過上街頭「為司法復活而走」的時代背景下，與今日民主開放的制度環境相比，展現出極為重要的時空轉換。

許菁芳教授進一步分析，王金壽教授所強調的核心之一，在於主要法律職業者在司法改革中的關鍵角色。不同改革行動者透過各自的制度想像，共同形塑國家司法改革的藍圖，這種互動關係也可類比於政治學中行動者之間的策略性互動與制度建構。

同時，許菁芳教授指出，隨著司法改革背景的變遷，改革行動者本身也需要重新排列與組合。延續王金壽教授的觀察，法官、檢察官與律師三大法律職業於司法改革政策論辯過程中，出現明顯的本位立場，而這些差異並非偶然，而是源自於各自對專業角色與核心價值的不同理解，因此在特定議題上出現衝突幾乎是必然結果。例如在法官與律師之間，圍繞「法官評鑑制度」的爭議；法官與檢察官之間，則涉及檢察官「司法官定位」的問題；而檢察官與律師之間，於刑事訴訟制度上有諸多意見相左，更直接反映其制度角色的根本差異。

在此基礎上，許菁芳教授進一步提出問題：既然三大職業在身份與立場上存在差異，在民主法治環境中應如何有效合作並共同推動改革？

許菁芳教授引用 Legal Complex 的概念指出，在共同底線與制度防衛的前提下，不同法律職業仍可能形成合作關係，如司法獨立就是所有法律職業的共同底線。台灣司法改革過去的經驗亦可印證此點，例如「法官法」制定過程中，法官、檢察官與律師即曾出現跨職域合作。此外，在面對憲政危機時，例如憲法法庭114年憲判字第1號案件中，也可見體制內出身的呂太郎與律師出身的尤伯祥大法官之間的合作，共同維護憲政秩序。

最後，許菁芳教授提出反思：司法改革三十年後，應重新思考改革的真正對象為何。法律人往往容易陷入「國家即改革對象」的單一想像，但實際上改革的標的未必如此單純，可能是政治行動者、市場行動者，甚至是跨國專制權力，乃至於無特定行動者的社會現象（如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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