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憲法法庭12位大法官召開言詞辯論，審理死刑制度是否違憲一案，由16位聲請人律師、4位法務部及最高檢察署代表、2位鑑定機關代表、6位專家參與。

對此，民間司改會從正當法律程序、恣意禁止、保障人性尊嚴等角度，主張廢除死刑，並向憲法法庭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同時，針對主案王信福案及併案的邱和順案，皆為本會救援中的死刑冤案，其死刑判決也屬違憲。為促進更廣泛的社會對話，就本會主張廢除死刑的理由，聲明如下：

一、根據國內外的實證統計，死刑並無嚇阻犯罪的效果

支持死刑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主張死刑制度的存在，有嚇阻犯罪的效果。然而，從世界各國及我國的實證資料來看，都顯示死刑未有效嚇阻犯罪的作用。

世界各國的狀況

如美國於1990年至2020年間，廢除死刑各州的平均遭殺害人數比率，反呈現下降趨勢。又1995年南非、1997年波蘭、1998年愛沙尼亞及2012年拉脫維亞等國，在廢除死刑後的10年内，謀殺率也皆為下降走勢，可見廢除死刑，並未造成嚴重罪行的上升。阿爾巴尼亞、匈牙利、立陶宛、烏克蘭、加拿大及南非等國的憲法法院都已宣告死刑違憲，其判決理由也提及，沒有證據顯示死刑具有明確的嚇阻效果，未能達到應有的刑罰目的。

John J.  Donohue、Justin Wolfers兩位學者也曾比較美國、加拿大以及美國境內執行州和非執行州的死刑執行率及兇殺案歷史，並評估自1934年以來數據中的死刑執行率和兇殺犯案率之間的關係。他們於研究報告《死刑：無證據證明有阻嚇效果》中指出，有關死刑對於犯罪的嚇阻效果，多數實證研究的估計結果並不可靠。蓋死刑在美國的執行率不高，在統計樣本短缺，但每年犯罪率之變化程度很大之情況下，欲從現存統計資料中，排除其他因素之影響而單獨評估死刑是否產生嚇阻之影響，非常困難。整體而言，目前的實證證據無法對死刑的嚇阻效果得出明確的結論。

我國的狀況

由於我國目前尚未廢除死刑，故可參考我國執行死刑狀況進行分析。我國自2000年至2023年的23年間，執行死刑之人數共計84人，其人數呈逐年下降趨勢。然依據行政院内政部警政統計查詢網之公開資料，重大治安犯罪（故意殺人、擄人勒贖、強制性交、強盜）的發生數，亦於同期間顯著下降（降幅高達89%至96%不等）。其中的2006年至2009年4年間，台灣未執行任何死刑，且法務部長王清峰（2008年5月－2010年3月）甚至明確表達廢死立場而拒絕執行死刑；而此四年間，上列重大治安犯罪的發生數，均呈現下降趨勢。

從國內外的實證結果來看，目前並無具說服力的實證研究能明確指出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效果。聯合國秘書長亦於2019年指出：「沒有證據表示死刑能夠降低犯罪，因為恢復死刑與降低犯罪的目的並不一致。」

二、道德上認為罪犯「死不足惜」，並非法律上支持死刑制度的原因

歷來針對死刑存廢所做的民意調查，可以看到約有8成至9成的民意反對廢除死刑。其中，支持死刑最重要的理由，是認為對於「極端嚴重的罪犯」，不處以「最嚴重的刑罰」便無法「回復正義」；從支持死刑的論點來看，死刑制度並不只是單純保留一個選項，而是以「對極端嚴重罪犯，必須處以死刑」證明死刑的必要性。就此，死刑能否嚇阻犯罪並非重點，而是要透過「最嚴厲的刑罰」，向犯罪者、社會大眾傳遞「最強烈的譴責」。

進一步來說，死刑制度的合理性及意義，是作為「最強烈的譴責」方法而可以「不擇手段」；因此在象徵意義上，是無可替代的。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制度是一種不擇手段、具有極端意義、不在乎比例原則或其他目的的道德判斷。這個極端性，也展現在「理所當然地覺得殺警、殺童一定必須判死，一點問題也沒有」，乃至對於廢死論者展開過激的批判甚至是安全威脅。

在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當然必須尊重「嚴重犯罪必須判處死刑」的道德判斷。但這種極端的道德判斷，並不會因為符合多數人的想法 ，就變得「溫和」或「普通」，而使它足以受到國家權力以法律予以制度性地強制實施。相反地，在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憲政秩序下，社會上存在多元的道德主張及善的價值，絕大多數的時候，國家權力都不應透過強制性的制度，遂行特定的道德主張，更遑論是有極端性質的道德主張。

廢除死刑制度，並不代表公權力否定了「嚴重罪犯死不足惜」或「被害者家屬否定兇手作為人之資格」的道德立場；而是認為死刑作為一種法律制度，應透過憲法學及刑罰理論加以判斷。「死不足惜」的消極想法，也不表示國家就可以將其處死。

三、「法官判死的最終理由」和「社會大眾認為該死的理由」，其實不存在本質上的差別

從我國的死刑判決來看，可以發現法院判死的理由，一再使用「人神共憤」、「天理不容」、「罪無可逭」、「令人髮指」等缺乏客觀標準的情緒語言。所謂「求其生而不可得」這句話，不過就是婉轉地在說「非殺不可」；但也只是個結論，並沒有理由。

這種恣意的判斷，也無法透過正當法律程序加以克服。同樣從我國的法院實務觀察，常常發生同一案件於「不同審級」，量刑結論就南轅北轍；或是同一案件發回更審後，在「同一個法院的不同審理庭」改判；或是同一案件的不同被告因事實錯誤已被改判，但其他被告仍被維持死刑的情形（詳見《2024台灣死刑判決報告：37位死刑犯判決之恣意性分析》）。

更甚者，在已平反的死刑冤案（如：徐自強案、蘇建和案、江國慶案、謝志宏案、鄭性澤案）及救援中的死刑案件（如：邱和順案、王信福案）中，客觀來說縱有證據不足、刑求等疑義，法院仍以「人神共憤」、「天理不容」等理由，恣意判處死刑。此處要表達的，並不是以「司法會錯判」為由主張廢除死刑；而是要透過冤案仍被判處死刑的事實，強調：死刑判決的恣意性，並不是法官個人或制度的問題，而是死刑宣告的本質，無論用怎樣的法律程序加以補強，最後仍完全取決於審判者個人的道德直覺，缺乏可依循的客觀標準。

簡單來說，「法官判死的最終理由」和「社會大眾認為該死的理由」同樣充滿了恣意與情緒性，兩者其實不存在本質上的差別。死刑審判及量刑，本質上是一種恣意、缺乏標準的道德判斷，不可能滿足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

四、對於重大犯罪的嚴厲譴責，可透過無期徒刑及其他措施，達到相同或更佳的效果

一般民調雖呈現8成至9成支持死刑制度的趨勢，但若列出廢除死刑的配套措施（如終身監禁），支持死刑的民意便降至5成左右。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民眾對於死刑的支持，其實有相當數量是來自於「道德表態」的需求。受訪的民眾認為，如果不支持死刑，似乎就不足以表達自己對於嚴重犯罪的強烈譴責，或是不夠支持被害者。也就是說，民眾不清楚有什麼替代的方式可以表達譴責；雖然認為嚴重罪犯「死不足惜」，但對於「嚴重犯罪『一定』得處死」，未必有強烈的意見。

這在在顯示了，死刑是作為「最嚴厲的譴責儀式」，在社會上發揮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問題在於，這種不擇手段、不問比例、恣意、僅具象徵意義的譴責儀式，反而緩解了政府檢討社會安全網、分析犯罪成因的責任，使社會大眾止步於「處死罪犯可以預防嚴重犯罪」的錯覺或一時的滿足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支持死刑制度所具有的象徵意義或許立意良善；但現實上，死刑的執行及宣告質變為國家掩飾其無能的「展演道具」，透過滿足群情激憤的道德情感，來迴避預防犯罪、保障被害人的責任。

我們認為，超長刑期的監禁同樣可以達到譴責犯罪、防衛社會的效果。除了以「無期徒刑」傳達「最嚴厲的譴責」外，政府還可以對公眾發出更有積極意義的訊息。例如，政府機關應每年針對重大刑案，綜整發生情形、偵審進度、判決結果、刑罰執行及假釋狀況等資訊，透過公開活動對全體國民提出嚴肅的報告，重申對於罪行的強烈譴責及對被害人的哀悼；並研究相關的風險因子以減低出現加害人的系統因素，或對於潛在被害人提出注意風險的呼籲。

五、告別死刑，讓政府真正負起預防犯罪、保障被害人的應有責任

我們深知，社會上對於「保障人性尊嚴」的理解存在著歧異，在「對人性尊嚴一視同仁的平等保障」及「嚴重罪犯已經自我放棄人性尊嚴」之間，仍存在著不同的道德判斷，且都值得彼此尊重。

我國憲法及國際人權法，都已揭示了法律上平等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立場；且除了此一理由外，死刑作為一種極端的道德判斷，從審判、量處到執行的恣意本質，也不容於正當法律程序、比例原則等憲法基本原則。

就此，我們認為死刑制度應屬違憲，應以適當的超長刑期監禁及相關配套加以取代。藉由告別僅具象徵意義的死刑，台灣社會可以尋找具有實質意義的處罰及譴責方式、承認犯罪的社會成因，讓政府真正負起社會安全及預防犯罪的責任，並加強保障及協助被害人的資源投入。

新聞聯絡人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法律政策部主任　呂政諺律師